在科学上，发现了什么特别重要的，才可能划时代。
没有发现什么（所谓“阴性结果”），一般来说怎么可能成为划时代的科学研究呢？
但是，如果著名杂志发表论文，论文本身只是说没有发现什么，这就潜在可能成为科学界评价成果的划时代事件。
“著名科学家某某某因为没有发现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而为科学作出重大贡献”。
不仅听起来奇怪，而且在全世界机构很重视论文的时代，在全中国绝大多数机构只看杂志名称不管论文内容的时代，顶尖科学刊物《自然》发表阴性结果的论文，如果成为很多学术刊物的常规，就会给很多机构带来非常头疼的问题，阴性结果可以作为科学成果而得到肯定、得以晋升、得到头衔吗？
有人知道杨振宁、李政道当年是否定宇称守恒而获得诺奖。但那是在物理学界误认为宇称守恒，而且守恒还是不守恒有很大的物理意义的情况下。所以，他们的想法很有创见，而且有意义。
大部分时候，特别是生命科学里面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阴性的结果常常没有很大意义。
例如，果蝇有没有磁感应，对极少数科学家有兴趣，对于果蝇不重要、对于科学界也没有普遍意义。
但是，2023年8月17日《自然》居然发表“没有证据”的文章。没有证据还不能算是说死了：没有。而只是科学迄今缺乏证据。
这种做法，有多种解释，有些解释肯定很动听。
但是好像很难排除以下解释：这是一小批懂科学的人对一大批玩弄科学的人开玩笑的一种做法。
如果《自然》等刊物无法继续批量发表阴性结果的论文，那么这篇文章意义就非常有限。
如果《自然》和一批科学刊物习惯成自然经常发表阴性结果的论文，那么这篇文章就开创了一个时代：让只读刊物名称不看论文内容而横架干涉科学的人无所适从。
附记：
2000年，我和吴家睿开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课程，一个学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2003年，同时扩展到北大、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十几年估计有两三千研究生。
2003年上第一堂课之后，清华的本科生周传、北大的王立铭加入我正要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新建的实验室。
1986年至1991年，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在旧金山加州大学的詹裕农、叶公杼实验室研究过果蝇，研究神经发育的基因，克隆了一个控制神经母细胞产生的基因big brain，分析其序列，推测其功能机理。之后博士后是研究蛙，自己实验室用过蛙、鸡和鼠，但十几年没有用过果蝇。
在北生所建立实验室，我准备重拾果蝇，研究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唐世明当时还在用果蝇。
我安排周传和王立铭去唐老师那里，一方面学建立果蝇实验室，一方面给了一个高度创造性的研究课题：果蝇有没有磁感应。
想法是：如果有磁感应，那么可以通过果蝇容易做遗传学的特征而进一步分析参与磁感应的基因。如果拿到基因，可能可以用它做融合蛋白而对其他分子的功能进行磁控制。如果按后来时髦的说法，就是希望发明光遗传学。
我们当时不知道其他人会研究光遗传学。而我在中国和美国的实验室都试图光遗传学。我们收集了多个编码可以感应光的蛋白质的，包括来自植物的、来自真菌的。然后把它们分别与其他蛋白质融合，看看能否通过光来调控其他蛋白质的功能。在北生所做这个实验的包括一位王立铭的同班同学，在美国参与这一课题的博士后后来有其他研究发表过Nature Neuroscience。但她们做光遗传学都遇到困难。（其他人成功地发明了光遗传学是更简单的路径：用细菌里面感光的蛋白，将其基因表达在哺乳动物细胞，特别是神经细胞，光激活后开放离子通道，从而调节神经细胞的活性。简而言之，是简单直接的搬用，不需要分开光敏感部分并以之控制其他蛋白质的活性。后者是我们的思路，更麻烦、如果成功其应用显然更广）。
周传、王立铭的果蝇磁感应课题也遭遇困难。
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我实验室的果蝇研究条件，我回国就不用重建实验室了，已经建好了。周传转而研究果蝇打架，开始了我实验室研究社会行为。
此后十几年，我实验室发表多篇果蝇行为的论文。第一篇是2008年周传的果蝇打架分子机理的文章（Nature Neurosci 11:1059-1061）。
我们当时肯定想不到果蝇找不到磁感应可以成为发表在Nature。不过谢天谢地，二十年后的国外文章说明我们当时停掉这个课题的决定没有错。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论文，而是有下一步。既然这一步不行，那么，此路不通，早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