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受家庭影响，只是受什么影响各不相同。
有些是直接，更多是潜移默化的文化，还有父母根据自身认识做的一些判断。
有人误认为我的家境特别好，所以建议其他“一般人”读生物是要人“食肉糜”。
其实，有几个人是像我一样在农村开始上学读书的？
以下是以后拍摄的当年住的房间，基本一样：
以下是当时的厨房，几十年未变（当时下放的几家此前习惯吃食堂而没做过饭，最初的饭不仅有生的、烧焦的，还有同时出现两种情况的夹生饭）：
以下是以前的滁山小学，2006年拍照时已经改为牛棚（养牛的棚，而不是关押知识分子的棚）：
如果这是优裕的家庭条件、学校环境，那就不知道什么是不优裕的条件了。
我回南昌之后的北湖小学，也不是现在概念的“好”小学。我读的南昌十中，算好的，但好像并非南昌的前几名，更不是江西省的前几名。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大多数是农民和工人子弟。但其中有少数中小学老师和医生的孩子。滁山小学有一位后来是央视技术高管、刘公庙小学有一位同班同学后来留学德国、北湖小学有一位同班同学后来北大本科。我读的大学，也没有人认为全国的好大学。
有人想当然认为我父亲能够帮忙入学大学和研究生，实际完全不能。1978年录取江西医学院不是我、也不是我父母愿意的，我的分数过了所谓“重点线”，我的目标是理论物理或数学。我父亲那时在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是借调的医生，科主任都不是，离影响医学院录取差很远。我父亲在江西的影响力是1983年底他从美国回国后。而我秋天就去上海了。1983年录取上医研究生，我父亲不过是多年前一位“外地人”/（上海人口中的）“乡下人”在上医读过研究生。他所在那届上医的四十多人中唯二外地人，其他主要是上医毕业生和不到五位上海工作的医生。乡下学生影响上医招生的可能性为零，所以我去上医完全没有父亲的帮忙。
而我去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我父亲在那里做过访问学者，与在上医做研究生的外地人身份一样。何况，我申请的多个美国学校包括哈佛都录取，都一样没有父亲的“帮忙”。1985年，不仅我父亲不可能，以后成为中国部长的多位出过国的科研人员、中国更多高校的领导，当时都远达不到影响国外录取研究生的程度。1985年之前大陆只有钱学森、华罗庚等极少数几位有可能有影响。以后恐怕一直要等我们这一批在国外做过教授的人才有些影响，期间如果有影响的一般是是通过国外的华人教授。但1985年之前很少学校华人影响学校研究生的录取。
但是，潜移默化、获得信息，都是有的。
家庭成员在一起闲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是文学。而外公除了抽烟就是拿着德文科学书籍、学药物化学的大舅见到三舅会拿出书来请教物理学的核磁共振...。三舅不记得教过我装半导体收音机，受这一影响最大的却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我装收音机的过程发现动手不是自己的强项，大学理想是理论物理或数学（至少那时不知道自己其实不一定行）。姨夫的量子力学虽然不好在我父亲（他的姐夫）面前表露，在我这里肯定有对生物医学的同情心。他直接影响我的是用简写本小说学习英文。我要不说，他完全不记得。外公自己及其大部分子女都住大学校园的生活习惯也可能影响后代的选择偏向。恐怕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在校园外生活，但这并非强项。
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我到很大年龄才意识到有严重缺点：外公的子女孙辈很多，虽然家庭成员关系很好，但缺乏感情交流。我们的对话，绝大多数时候公开发表，因为不会有什么个人隐私，谈的基本都是理性的话题。这样的人常常不被其他人喜欢，而可以被认为是没有人情味、甚至被认为没有感情（所谓“理性”的另外一种形容）。在父母下面三个光头，问题尤为明显。
既然太外公是京师大学堂的，他弟弟读京师大学堂应该是他建议的，家里人首先想到读书也是自然的。但他一个1904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不可能在1950、1960年代直接帮助两个孙子、一个外孙进北大读书，那时他不过是江西一个退休多年的中学校长。他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每一家都特别注重读书。
外公还要有个全力支持读书的外婆，才全家崇尚读书，孩子个个读大学，三个女婿两个念了研究生。
我父亲读研究生的一个环节是去武汉看我哥的时候，在华中工学院的岳父那里看到研究生招生简章。要不然，父亲当时在江西的县医院不可能知道当年招收研究生（1978年之前，中国不是每年规范地招收研究生，而是招招停停，其中1966年到1977年一个没招）。
所以，间接影响是有的，但仅此而已。
大舅后来（十年期间）在单位被批、被关押一段时间，外公显然毫无办法。
二舅因为表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时也不好区分”而成为“右派”，罚到铁路上苦工，外公不仅没有办法帮忙，而且迂腐地认为多参加劳动可以改造自己的儿子。
三舅不仅1953年江西高考第一，而且在北大物理系五年功课全优。但分配到工厂，而学业不如他的多位同学留在北大工作，武汉的外公显然对北大毕业分配毫无办法。
四舅有能力去清华读大学，但被华工附中老师劝留在华工读大学，家里没有干预。毕业可以去大城市，被同学忽悠对调工作去山东一个县的工厂，家里也没干预。显然是一个即使有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也袖手旁观的家庭。
因为家庭认定了：靠自己。
家庭潜移默化也有副作用。例如，我16岁的时候，家里没人关心拿分的“技术”，没人提醒我所有分数都重要，我洋洋得意语文不及格，这还在做了四年语文课代表之后。
我们那年大部分学生没有全套的复习书。物极必反，后来我买了很多书要求弟弟提前学习。但他认为是虐待，怨恨过我好几年。几十年来，还试过直接影响另外一位幼年亲戚、一位青年亲戚，效果都不佳。可见直接影响一般不容易。
据说是华大基因的雇员发起抨击我女儿，加上有故意歪曲的人和确实不懂的人起哄，造谣我女儿因为与母亲合作发表科学论文而被耶鲁大学录取。实际上，即使全部是事实，也与我无关，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批我而不择手段挖地三尺、株连九族。我是2007年全职回国，女儿是2009年入大学，所谓有帮助的文章则是2010年之后。我的前妻自己是美国大学教授、独立领导实验室多年，即使退一万步她错了，也不能用于涂黑我。实际上，女儿入学非常容易是因为她是全中学毕业班几百人的第一名，而且有非常好推荐信。她的优秀不是一个大学承认，而是申请的所有大学（包括美国本科录取最难的所谓HYPS，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全部录取。她的论文对入学无济于事，因为是入学后发表的。任何人在申请时号称以后有论文发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大学入学办公室不能等到以后才判断这些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还是可以发表的。实际上在母亲实验室工作无法得到推荐信是弱点。而几乎所有华人都挤到实验室工作，使得有实验室经历对于华人的大学入学即使也帮助不是很大，因为难以突出。中国家长、学生不懂，有些人批评我等于是要求我指挥前妻在美国做中国家长认为的共产主义行为，否则我就有问题，逻辑比较可笑。
美国文化提倡中小学时父母鼓励女孩接触工作以免都以家庭妇女为目标，鼓励父母带孩子做科学（因为从事科学工作在西方不是特权，不是高收入、也没有公权力，只是工薪的中产阶级，各方面待遇和地位还低于这些人很容易做的医生，所以诺奖得主带孩子做科学的故事屡见不鲜，并且父母孩子都是作为自豪的事情而传播）。美国中学老师专门请家长也为其他同班同学提供暑期各类机会。
在父母实验室工作的弱点是父母不能为入学写推荐信，写了也没用。只能猜想是她母亲希望她多参与科学，以后从事科学研究。我也在自己实验室带过女儿，观察她的科研能力，我认为潜力很强，但既没有出现在她履历上、更不影响她申请大学的过程。
她在大二起就选了英文系比较文学为专业，主要希望做电影导演，所以那些论文对她以后的工作/电影方面的研究生也毫无作用。母亲希望直接影响孩子做科学最后无效。
恐怕这是更一般性的规律：
潜移默化有时有效，直接强求难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