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北大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之一是其核心学科引进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这批教授的绝大部分（但非百分之百）实现了北大体制机制的改革，带动北大教师队伍跨越发展，提高了研究质量和教学水平。
其中，生命科学学科，近十六年在发展的质量和数量都为北大最佳的学科。重要的是，它并非依赖从上到下的集中的权力，而是通过分散但团结并配合的群策群力，需要有多个部门优秀、负责、有能力落地的学者领导推进和长期坚持奋进】
“团结”二字，在中文反复出现，似乎显得俗气，实际非常重要。
团结的模式，至少有两种。
一种是一群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团结。首都医科大学的班子是一个例子。
一种是分开工作，但实际相互合作。北京大学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学科是一个例子。
后者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方便讲。
北大生物实情
今天，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可能体量较大、质量较高。
但十六年前不是这样。
生命科学当时在北大是弱势，而北大生命科学在全国也是弱势。北大文科强，理科的数理化也非常强，其中数学自从1953年之后曾经长期国内遥遥领先，甚至有时可以认为它与科学院的全部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高校的数学似乎有三足鼎立的态势。北大的化学也是稳居全国第一，也超过科学院化学方面单个研究所。北大的物理在高校第一，与科学院物理方面单个研究所也可以媲美。但是，北大的生命科学，教学很好，但在研究方面接近无足轻重（胰岛素工作北大主要是化学的老师参与）。1949年之前的协和医学院、1950至198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的多个单个研究所遥遥领先北大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如果回国工作会首选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或北京的研究所。2004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会首选北生所。极少数有北大情节的人会例外。但是北大没有清华的传统，死心塌地不顾自己个人利益而支持北大的校友有可能不到清华拥有这种情怀校友的百分之一。
我自己参与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步也不是北大，而是于1990年代中期参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部分的工作，先后有上海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中心等三个单位。我第二步仍然不是北京大学，而是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第三步才是北大。所以，如果说有北大本科生的曾外孙情节，都显得牵强附会（两个舅舅、一个堂舅本科入北大也是事实但并非家里经常有人念叨的）。
入北大而非科学院，因为我认为北大和高校的生命科学研究应该会顺应世界趋势而上升，而我的教学特长也同时可以用上。事实证明这两个判断都没有错。
北大校领导与学科发展
一般来说，中国大学某个学科发展迅速的原因是校领导自己的学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我在生科院院长的任期内刻意不力推自己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在卸任院长之后再发展，而且我参与的神经生物学最大的机构在北京专门成立的、北大之外的北京脑科学中心。
许智宏老师是北大校长中唯一的生物学家。其任期从1999年至2008年，是北大名义任期最长的三位校长之一、实际任期最长的校长。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建筑面积两万七千（使用面积一万三）平方米的大楼在其任期建成。改善了此前使用面积只有不到四千（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的窘境。2004年开始探讨、2007年招聘我。
因为自从2008年11月之后，生命科学在北大校领导层完全空缺，所以发展北大的生命科学无法永远依靠从上到下。
但是，没有许智宏校长的决心和安排，北大生命科学不可能那么快开始新时期。在我任院长期间，如果没有许智宏、闵维方、林建华、周其凤、王恩哥等校长，以及王仰麟、刘波、郭海、闫敏等的大力支持，北大生命科学学科不可能很好发展。
在我与北大管理有关的阶段（从生科院院长到理学部主任任期内），大部分时间、在大多数问题上，北大的目标、原则、标准有高度共识，虽然那些年换了四位书记、五位校长。北大行政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也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北大没有清华那种紧密的文化是一个缺憾。北大有王仰麟这样的不事事为自己、不唯上而坚持做好事不留名的，是幸事。
分散的团结
我从来认为团结好人对于开展工作很重要。
2007年回国之前，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有两个机构：生命科学学院，以及分子医学研究所（IMM）。
听说我要全职回国，IMM的当时没有决定全职回国的创办者希望我接管IMM，把它纳入生科院。我明确坚持不换IMM领导，支持其工作。最后IMM创办人全职回国既是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也不会与我对IMM一视同仁的支持毫无关系。
北大生科院的工作表面看是我主持，甚至有人误认为我独裁，实际也是院领导班子。我偏向发展的方面。对大多数事情，柴真书记发挥很大作用。她是北大本科、在瑞典获博士回北大工作多年，不仅熟悉情况，而且工作能力强、有公德。我们很好地发挥各自特长，遇矛盾较大的问题时配合很好：外界的批评焦点（我）与实际决策者（她）分开的时候，减轻了实施的阻力，效率和公平才更好兼顾。
北大的心理学科一直是理科为主，但我回国的时候不够强（相对北大文科、理科院系和国内其他单位）。我第一次申请科技部的超过千万的经费，主要联合心理学老师，这样给当时相对弱势的北大心理系带来较大经费支持。心理系的老师没有预计到，开始写了大数，经费批了之后他们提出不用这么多，要给我，我坚持还是多支持一些心理学科的老师。
我在北大校长周其凤、林建华的支持下争取到麦戈文-IDG捐赠后，把成立的IDG/麦戈文脑研究所挂靠在心理系，其进人指标多用于心理认知的科学家，编制落在心理系的多于在生科院的。我争取到国家蛋白质平台后，购买了主要是心理系用的核磁共振成像仪器（“蛋白质在脑内的工作最终影响脑功能”），改变了以前都要去校外求人用MRI的状况。我也支持心理系争取北大空间支持的时候把脑研究所的需求计入其范围内。心理的三任领导都是脑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神经科学与心理认知密切合作。心理系的领导和师生不断努力，心理系的空间增加了七千平方米，员工增加，发展很快，心理系成为了心理与认知学院，脑研究所起了从旁支持的作用。
北大化学学院主持国家和北京的“核磁共振”（NMR），是分析蛋白质和小分子的核磁共振。
我在许智宏、周其凤、林建华持续支持下获得国家蛋白质平台之后，我也积极支持化学学院老师主持的核磁共振中心。
北大化学本身已经有很多交叉研究生物的，蛋白质平台、CLS都加强支持化学交叉生物，以科学发展规律、以北大整体发展目标为考虑的基础，从来不以学院划分。
蛋白质平台也直接支持了北大医学部的精神病院（六院），使这一以前研究经费相对短缺的医院得到了雪里送炭的支持。
获得国家支持建立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后，其支持的科学家遍布北大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心理学院、生科院、医学部、以及几个临床医院。
2009年，争取到林建华同意建一栋新的生命科学研究大楼，最后是269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建好的当时有可能是全国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大楼之一，后面估计被西湖大学超过。当然，因为生命科学学科在北大校领导层面无代表，这栋楼到2019年才能够全面使用。
CLS成立的前后，费了很大劲，与物理方面的校领导一道争取汤超回国。汤超在研究生阶段就做出了物理学举世瞩目的研究，后来转生命科学，当时已经是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的教授，在李政道先生支持下建立北大理论生物学中心，由他和几位没回国的联合北大物理和化学的老师对生命科学进行交叉研究。我请他选择全职出任生科院院长或CLS常务副主任。
汤超选择后者，实际主持CLS工作（十年后他任CLS主任）、并改理论生物学中心为定量生物学中心。依赖数理研究生物，现在有可能北大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原因在汤超。北大还请他出任交叉学院院长，再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办交叉学科部，请汤超出任第一任主任，领导建设我国的学科交叉。
谢晓亮是北大化学本科，美国的化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任教。他是单分子光学成像的世界权威，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光学成像研究化学分子，涉及生物的分子。他回访北大期间，我们认识。他对交叉生命科学很感兴趣。我从生科院报他为长江讲座教授。之后支持他成立“北大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所挂靠的生科院是只提供支持、不添乱。
在谢晓亮还没全职回国期间，他参加汤超组织的CLS活动过程中，了解了北医三院乔杰的工作。通过他们两个实验室加生科院汤富酬的实验室长期合作，人类胚胎基因组分析在方法和应用上有很多推进。
我和北大科研处周辉、李晓强早先争取国家发改委的多模态成像设施为谢晓亮回国的平台，后来因为谢晓亮基本转为基因分析，平台改由IMM的创办者主持。这一多模态成像平台与后来北大成立的未来技术学院关系密切。
我和北大当时校领导朱善璐和林建华、高松另外联系北京市的高精尖项目，最后谢晓亮争取到主持“基因诊断高精尖中心”。
王恩哥任期，北大终于争取到谢晓亮同意全职回国，在林建华任期落地。
谢晓亮领导昌平实验室发挥了交叉研究的优势，在新冠期间不仅核酸分析做的最全面，而且发明了有效的中和抗体。目前昌平实验室在全国领先，进一步说明北大引进谢晓亮的正确性。
生科院院长五年任期满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通过卸任来检验改革是否成功、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提出不再续任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有人甚至批评我不负责任。当然这可以通过找到合适的继任人选而解决。吴虹是北医毕业生，中国留美生物学项目（CUSBEA）第三届的第一名，哈佛和MIT的训练，当时是UCLA的教授。我和北大校领导一道做工作，争取她回国。她回国可以再与学校商谈，有些需要弥补的条件可以这时争取。到任的十年工作做的很好。
吴虹卸任前又积极努力与校领导一道争取到陈雪梅全职回国继任院长。
汤超、谢晓亮、吴虹、IMM等都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获得国家和北大提供的资源和空间，招聘优秀人才。他们领导的机构更是在研究、教学、人才培养有很多成果。
“多”不能保证“好”
北大校本部生命科学的经验，并非千篇一律可以叫好。
北大成立“现代农学院”，是我力主，并且在初期推动的。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多个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农学院是否可以作为成功的经验、还是我应该批评自己热情过分的一个例子。
数量不等于质量。理论上看起来很好的想法，是否能够真正做好，只有理想和初衷是远远不够的。
更不能说做的好的我就是始作俑者，做坏了的与我无关。
团结的反例
在我参与的工作中，深圳湾实验室不能算非常团结的例子。特别是与应用校本部生命科学成功的经验、联合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力量等初衷有距离。
当然，它还在发展的初期，以后还需要看。
在有限的过去，出现过不团结可能是教训。
深圳湾实验室的官方文字介绍，有不诚实的部分。
深圳湾实验室的真实起源是2016年深圳主动提出与北大加强合作后，双方讨论不出共同热心的意愿，这时我在双方合约的草稿加上一条：北大深圳健康科学研究院。所以，2017年1月北大有关深圳合作的文件显示：
北大在深圳探讨三个项目：本科学院、医学院、健康研究院。
深圳市科委（“科创委”）领导带领团队到北大几天了解情况，我主持北大理学部接待，理学部与CLS帮忙写了规划。国家实验室开始酝酿以后，深圳市决定让北大深圳健康研究院成为广东省实验室，改名“深圳湾实验室”。
实际工作推进后，三个项目最终只有我主要推动的健康科学研究院落地。而本科学院和医学院两个项目没有落地，但有趣的是：北大方面两个没有落地项目的主持者后来却转而成为健康研究院的负责人。
健康研究院/深圳湾实验室后来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不团结局面，它与北大联系也不够紧密，有复杂因素。
以上经历说明：团结做好了，工作顺利很多。团结有问题的，其他问题接踵而来。
有没有可能彻底改进问题，可能是其未来发展走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如果有人能够扭转局面，领导深圳湾实验室走向成功，真是善莫大焉。
有特点的经验
十六年来，通过分散的机构，都朝向同一目标团结努力，北大生命科学总体得到很好的发展。
如果说，这十六年北大发展最快、最好的是生命科学，应该没有很大争议。
然而，对单位发展有一般借鉴意义的一点是：不是通过从上到下的权力推动，而是分散的科学家团结奋进的结果，这是中国不多见的例子。
需要说明：虽然我主张团结好人，并不主张团结坏人。
英文有句话，粗俗的翻译可以是：拥抱朋友，更拥抱敌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但我不同意这种处世哲学，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完全没有必要故意浪费给坏人。坏人只应该被批评，不应该被拥抱。
（2023年某日，写于途中
2023年5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