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遗传学家毕德尔（George Beadle，1903-1989）曾评论两位康纳尔大学的老师。一位给一年级学生讲遗传学导论，把已有的知识组织的非常井井有条，讲的清晰、有逻辑，深受学生欢迎。另一位总对学生讲自己对未知充满的兴趣。前者教的几百位学生，无一对科学研究感兴趣。作为195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的毕德尔，自然偏好后一种老师。
这两种老师其实都有价值，只是对不同学生的价值不一样。
中国的教育系统，原来充斥的是第一种，现在已经开始提倡第二种，而这一衔接主要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其中有难以化解的矛盾。
两种老师对应两种学生
毕德尔的比较，可以扩充：
一种老师擅长把已有知识讲的非常好，让学生完全理解和掌握，让学生明确自己学到了知识，不仅学生立即感到有收获，而且确实可以用好的分数来申请进一步深造（如美国大学毕业后申请医学院）、或可以用学到的知识直接用于实践（如医学院学生用于服务病人），有助于学生成为实用型人才；
一种老师注重对于未知的探索，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老师，其教学有助于学生成为科学家。如果是其他专业，有助于学生成为探索型人才。
中国教育体系的矛盾
一个大国的社会，既需要实用型人才、也需要探索型人才。
一般来说，社会需要实用型人才的数量远多于探索型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阶段，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也远大于对探索型人才的需求。
但是，这两种人才及其教育，在中国的体系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中国的高考制度决定了中国中小学教育体系是以实用性人才为目标，要求全体学生在全班功课取得高分，然后按总分进入高等学校。
探索型人才少数可以适应这种体系，但大多数不能适应这种体系，因为既然是探索型的人才，其少数可以按外界要求、其多数就是有独特能力、动力和兴趣的。
我在北大的教学，虽然有很多挂名的课程，实质主要就一门，目标是希望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培养、促进和刺激少数学生对探索感兴趣。而为了避免只培养热情而不给予必要的背景，专门设立《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以经典研究范例的思路为核心，让学生体会令人激动的探索。十四年来不能说没有效果（而且以后可能效果会越来越好），但效果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全部是按总分录取，而不是按兴趣和特长录取的，习惯喜欢吸收清晰的知识、完全没有接触过探索，再要求其转型，需要相当的努力和坚持。我准备今年（实际2023年）秋天开始，也给研究生开同一门课，希望不是通过总分录取的研究生里面，确实感兴趣探索的会稍微多一些。当然，这是因为没采纳有些老师认为这门课最合适年轻教师的观点。
在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如何从各个层面，不再埋没和打压探索型学生，让他们得到发挥，可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2022年6月19日 星期天 写
2023年5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