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荣誉，来自本身，
从他人获得的，是表彰，不是荣誉；
最高的荣誉，没有利益，
含自身利益的，是荣耀，不是荣誉；
最高的荣誉，无关外界，
彰显于外界的，是光辉，不是荣誉。
任何用利益交换而获得的“荣誉”称号，低于正当获取利益的体面程度，有些是不荣誉的、甚至是耻辱。
个人有荣誉感、社会有荣誉衔，最合理的起因是人类对高尚的追求，都有脱离利益的意思：如果荣誉与利益完全重叠，就没有荣誉存在的必要性。
人类从事科学研究最初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荣誉。但是，科学研究成为职业后，为了谋生的科研、追求荣誉的科研比比皆是。
科学研究的层次，与荣誉的层次有一定的相关性，但非必然。非科学研究有关的荣誉在公平性和可靠性一般难以超过科学研究相关的荣誉。
荣誉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个人当然可以理解和支持超出利益的荣誉，但这类个人毕竟罕见。宗教有很多缺点，总体不足为训。但它确实在现实社会有助于理解超出利益的荣誉感。传统中国文化对超出利益的荣誉认识相对欠缺、理解相对肤浅，从而造成挤压荣誉与利益的关系，有些群体和个人甚至只相信有利益的荣誉。
荣誉的层次类似温度计，存在多种区分的刻度。荣誉的层次也类似温度计，首先需要定义沸点和冰点，然后分开其他。
第一层，为了崇高，做出不为其他人所知的贡献和牺牲。
这类很难举例，因为其定义就含不为人知的成分。在科学上，几乎举不出例子，但社会上，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可以偶尔有例。如：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拥有者、犹太企业家司特劳斯先生(Isidor Straus，1845-1912)和太太(Ida Straus，1849-1912)为头等舱的老年乘客，船下沉时都被优先安排上救生艇。但是，司特劳斯先生认为，只要有妇女和儿童没上救生艇，他就不能上，而且只要还有其他男性没有上救生艇，他也不能上。司特劳斯先生催促司特劳斯太太上救生艇，太太不同意。她坚持只要先生不上救生艇，她也不上：我们一道生，只能一道死（As we have lived, so we die, together）。司特劳斯先生认为荣誉高于生命、司特劳斯太太认为爱情高于生命。他们的男佣和女佣也在头等舱，男佣（John Farthing，1863-1912）与他们一样去世，英国女佣（Ellen Bird， 1881-1949）上了8号救生艇，后在美国结婚生子，获救后讲了主人为什么没有登艇的原因。司特劳斯先生是为了无需他人知道的、其个人坚守的荣誉，司特劳斯太太是为了爱。
第二层，做出人所共知的贡献和牺牲。在贡献和牺牲的过程中，知道其他人可能以其为榜样，可能会有社会荣誉，可能会有身后的声誉回报、或者对于后代的回报。
部落和群体传颂的英雄，很多属于这一类。例子不能说是“不胜枚举”，但一般人比较容易联想，无需本文赘述。
第三层，苏联科学院院士（academician）。苏联时期，俄国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对科学的崇拜无以复加，创造了世界纪录。对于苏联科学院院士，给予了全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有给予的特权。对科学院院士，不仅竞争激烈，而且智力和成就的要求很严格。
承认苏联及其科学院的荣誉很高，并不意味着肯定这种文化和体制，而是承认历史事实。承认苏联科学院对院士的智力和成就要求很严，并不意味着苏联每一个院士的水平都高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承认苏联科学院的荣誉感和严格程度，还不意味着苏联的院士选举就没有失误、没有出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比较苏联当时对科学和科学荣誉的推崇超过俄国其他历史时期、超过其他的国家和文化。
例如，沙俄时代获诺奖的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 1849-1936)，多次批评苏联和苏联领导人。当局在他实验室设立举报者，但从未干涉他的科学研究自由，没有因此减少他的研究支持，也没有撤销他的职务，只是每次在他批评之后一段时间内限制其公开演讲，以后又恢复。当局经常派他们高层对科学和学术最了解、最聪明的布哈林(Nikolay Bukharin, 1888-1936)去与巴甫洛夫对话。巴甫洛夫经常不给布哈林面子、甚至痛斥。多年拉锯之后，巴甫洛夫最后有点“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年纪太大？），自己放弃了。
比较一下，几乎接近全体美国科学院院士肯定不同意特朗普涉及科学的的胡说，而且私下非常气愤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公开批评特朗普反科学言行的美国科学家屈指可数，少而又少。
再如，苏联物理学家萨哈洛夫(Andrey Sakharov, 1921-1989)，可以对法警说自己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萨哈洛夫”，法警就乖乖地网开一面让他闯法庭。苏联科学院面临两个决策：要么修改这样的特权，要么开除萨哈洛夫的院士。苏联科学院选择了后者，立即遭到西方科学家的普遍公开谴责。但是苏联科学院保持了其他院士还有闯法庭的特权，事情的微妙就在于其实其他人只能扮演道德高地，而并不真正高于苏联科学院。在特朗普的考验中，美国科学院就明显在道德上并未高于当年的苏联科学院，而远低于巴甫洛夫和萨哈洛夫。
物理学家卡匹查（Pyotr Kapitsa，1894-1984）能够说服最高当局释放抨击其的年轻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1908-1968），也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在本国不敢做或做不到的。
一个不重要但有趣的小点：凡是科学成就达不到苏联院士水平，凡是道德勇气达不到苏联院士高度，凡是骄傲程度达不到苏联院士最低点的其他国家科学家，都应该不好意思自称academician而可以学美国和英国自称member或fellow。正如欧洲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国家只有King、不敢称Emperor一样。
讨论苏联科学院的事实，远非肯定或者否定苏联的一切，也非肯定或者否定苏联科学，其实还不等于肯定或者否定苏联对科学的推崇程度和方式。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一概而论，只有别有用心的井底之蛙才会永远只盯着自己的观点而看不见其他、甚至不顾事实。
第四层，诺贝尔奖。建立诺奖是对人类的贡献，间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虽然最理想的是为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理想的科学家，在讨论科学的时候，不可避免需要比较科学研究的优异程度。对日常世界，作为职业，评价科学程度更是家常便饭。虽然诺奖经常出现失误，但它的存在和实践，总体在现实的世界起到了推动科学、肯定优秀的作用。
第五层，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荣誉机构的院士（member）和会员（fellow），对于科学界内部的评价和科学界内部的肯定起了一定正面作用。总体的社会影响非常小，在美国本土基本没有学术界之外的社会影响，虽然对科学界内部是一种学术标准和心理自慰。
第六层，1948年至1991年的中国科学院，2010年之后中国的“未来科学奖”、“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
中国建立科学院院士和学部委员制度，初衷和最初的过程，起到了相当正面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坚持入选郭沫若，中国科学院坚持其学部委员基本全部纳入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都是有助于其正面影响的一部分。
2016年成立的未来科学奖、2018年设立的科学探索奖、2022年设立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为我国科学荣誉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未来科学奖奖励最大的成就，与科学家年龄无关。科学探索奖鼓励45岁以下年轻人，新基石项目资助55岁以下科学家。它们在短时间内先后出现，树立了新风，得到我国广泛关注和肯定。但是，它们并非没有缺点，实践中也并非没有问题。三个奖项是昂首阔步坚持卓越、公平、客观，长期成为得到公认的科学荣誉，还是逐渐俯就不良做法，需要经过长期的检验，需要参与三个奖项的人长期自律、坚持，也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道义的支持。
全国科技界拭目以待，并监督三个奖项，希望它们永远不能像那些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的曾经荣誉或所谓“荣誉”。
2000年之后，中国科学院的有些学部（如数理学部），继续有正面影响。而有些学部，存在相当的不良作风、甚至腐败不断。在中国全面反腐之后，科技界却拒绝认真彻底改正，只能是损害自己。2000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不能说与学术荣誉毫无关系，但更准确的是“科学相关的利益团体”。选举过程有相当的各种小集体利益和非学术因素。导致中国科学院的某些学部（如生物医学部）、中国工程院的很多学部出现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某些学部、中国工程院的很多学部，如果需要其他人肯定自己是荣誉，那么最基本的底线并非学术，而是道德底线。一个学部可以自称自己是荣誉的之前，起码应该没有一位院士曾经在选举过程行过贿。如果同一个学部，有一半以上的院士都明确知道现在的院士中有人曾经对自己行贿，但不开除这种人，就知道自己学部不够荣誉。一个候选人行贿一位院士，院士只是退还贿赂金或物，但并不上缴，也就是说候选人蔑视院士的道德底线后，院士还怕得罪行贿者而不敢上缴，说明院士并不以被行贿为耻，也就证明行贿的候选人在荣誉感上没有低估院士的荣誉水平。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改变，只会在行贿当选院士清零后才能开始。底线牢固后，才能谈标准，才能确定层次，否则其他恐怕只是缘木求鱼，不属于可以讨论层次的范围。
各种允许、甚至鼓励或需要拉关系和其他非学术努力才能获得的荣誉称号，都不属于荣誉，而是以荣誉名义进行的利益分配，也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019年12月3日晨草 2023年4月30日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