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感情范围和流露程度不同。
杨振宁先生的长子在一个录像中说，如果一般人的感情范围是2到8，我父亲只有4到6。也许就是中文形容的“平静如水”？
1991年至1994年，我在哈佛的博士后导师Douglas Melton（莫尔顿），属情绪表露很少的人。
昨天，也就是2021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莫尔顿，引用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很多泪水和拥抱。
比较出人意料。
训练有素的学者
1953年，莫尔顿出生于芝加哥北郊。
1975年，莫尔顿毕业于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
以上似乎看不出特别，但他于1975年入选马歇尔学者，从此记录非常突出。
英国有两个美国人最难入选的奖学金：1903年开始的罗兹学者，和1953年开始的马歇尔学者。
罗兹学者历史悠久，好像需要参议员推荐，每州每年两人，但只能在牛津大学读书。入选的有年轻时的克林顿等。华人可能第一位罗兹学者是钱学森的堂侄钱永佑（Richard Tsien，生理学家，原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纽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罗兹学者近年进入中国，好像是一些奇特的方法遴选，其中学者很少参与遴选，选的似乎也是能说会道为主。
马歇尔学者是英国感谢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发起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二战后重建的功劳。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Roger Tsien）有可能是华人第一位马歇尔学者。马歇尔学者可以在英国多个大学，比较多选择的是剑桥。
莫尔顿于1975至1977获剑桥的科学史学士，其后跟John Gurdon做研究生，1980年分子生物学博士。Gurdon主要是研究胚胎发育，2012年诺贝尔奖。
英国的教育，对个性平静的人，特别显效，会显得特别聪明。（当然性格不匹配的，学起来就很奇怪。曾经碰到一位西班牙人，他学英国的做派，并用双重否定，听者老觉得有个西班牙人穿了英国外衣。）
有人怀疑，诺贝尔奖委员会给Gurdon发奖，有一个因素是很多人认为Gurdon很聪明，想方设法给一个奖。Gurdon的研究是五十年代末。2006年日本的山中伸弥研究干细胞的因子后，有人把他们两人组合起来。山中伸弥的研究，听上去意义很大，但作为应用，不要说在2012年还太近，就是今天也仍然难以说清楚落地的情况。而那些因子，并非内源的生理需要。所有，如果没有Gurdon年龄的迫切，恐怕没有很好的理由不能让山中伸弥的奖等上十几二十年。
莫尔顿在英国的教育，一方面使他在刚刚兴起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方面有非常好的训练，一方面也开始用了蛙的卵母细胞，因为蛙卵是Gurdon一辈子使用的样本。而且，莫尔顿与英国式的交流模式很相容。
莫尔顿的研究中有多个非常突出的成就。但因为有英国模式，有时不突出的研究也让人感到聪明。我自己就是因为听他讲学术报告，觉得他非常聪明，而申请他实验室做博士后。但一旦进入领域，很快发现我听他的那次，其实讲的内容虽然在Nature发表（341：33-38），研究的意义并不大，只是能够讲故事、发文章。这篇文章对于科学毫无意义。当然，莫尔顿并非长期追求这类，而是年轻时也偶有这样的文章，不像今天的海内外华人生物学家，追求讲故事而不在乎科学意义的文章遍地都是，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年轻有为的才俊
莫尔顿在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都有杰出的成就。
在分子生物学，他最重要的可能是1984年发明SP6转录酶（Nuclear Acids Research 12：7035-7056）。SP6与T3、T7并列，是我们一般在体外转录使用最多的三个酶。
莫尔顿在发育生物学的第一个重要工作，是1985年发现特异表达在卵细胞一侧的mRNA（Cell 42：769-777）。发育生物学认为卵细胞及受精卵分子分布不均匀，而且两栖类的卵细胞“植物极”可能有信号指导其他部位的发育。莫尔顿用差减的方法，找到了植物极特异的mRNA，他们命名为Vg1。这一基因可能参与胚胎发育，而其表达的图，漂亮到很多人过目不忘，我长期用于讲课。
莫尔顿揭示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他和博士后于1994年发表两篇Cell文章，提出神经诱导是抑制去抑制的过程（Cell 77：273-281，Cell 77：283-295），改变了此前人们对于诱导的简单看法，教科书为此改写。
莫尔顿于28岁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31岁任副教授，35岁任教授，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46岁任哈佛讲席教授。
他实验室的力量很强。我在的那些年，以及之前，他的博士后都是自带经费，不需实验室发工资。他的博士后，有冯诺依曼的外孙、诺奖得主的弟弟。现任哈佛医学院遗传系主任Cliff Tabin是他以前的博士后，年龄只小他一岁。
莫尔顿创办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大家认同。但他推动成立干细胞系，有很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干细胞不宜成为系，有些人因此离开哈佛。
产业应用的成效
莫尔顿的SP6有专利，并以此开始生物技术创业。
莫尔顿的创业或参与创业，真正用他自己发明的技术和自己的科学专长，而不仅用自己的名誉。
他的企业有多个，其中两个很引人瞩目。
1987年，他与其他两位科学家、一位年轻的医生，创立了Gilead（吉利德）。这一企业，是他们三位科学家专长的反义RNA为技术支撑，而年轻的医生直接投身管理企业。吉利德的这一技术后来效果不好，1995年把技术卖了。但吉利德坚持两点：1）不卖自己，2）传染病领域。
西方大多数生物技术企业，其目标就是卖个好价钱，卖给大药厂。这一做法，与美国和西方金融界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做法有关。1970年代以来，很多药厂是被金融杠杆逼迫而兼并。兼并可以看上去很快降低成本，增加体量，给金融投资带来立即的回报，但实际推动作用微乎其微。是没有进步情况下金融界给自己设计的赚钱方法。如果没人敢于突破，就显得是正确的，如果有人不信邪，这种自私的设计就不一定站得住。
吉利德坚持卖艺不卖身，相信自己。虽然它也曾眼花，但基本坚持在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传染病深耕，才能创造奇迹。2011年11月，吉利德以110美金收购一个不到一百人的团队，后者每年亏损8、9千万美金，而要价奇高。与吉利德竞争的是大药厂，而大药厂只出价70亿美金。吉利德敢于以小博大，敢于开出高价，是因为它对于病毒性疾病有深刻的理解，而不像大药厂貌似委员会人人有投票权、不懂行也可以言之凿凿、而不需要特别负责。
吉利德收购Pharmasset之后，一年之内其收购部门的药物得到美国药监局（FDA）的批准，24个月销售收回全部成本。这个药物，不仅是企业的奇迹，而且是病毒药物的奇迹：有效率极高，有人形容是吃一个好一个。
吉利德推出第一个新冠病毒治疗的药物，虽然疗效有限，但它来自吉利德也是有背景的。
子女患病的痛苦
莫尔顿的女儿Emma出生于1987年。
儿子Sam出生于1991年。
Sam半岁被发现患糖尿病。
当时风华正茂的莫尔顿，非常难过。
他决定转向。
他的实验室逐渐开始研究胰腺发育，后转为专攻胰岛干细胞。
等我们这批博士后也研究生离开后，莫尔顿实验室再招收的人都做胰腺。
莫尔顿的女儿14岁时，也患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发病最早的是13岁左右，而半岁发病的极为罕见。一般来说，非常难以到成年。
莫尔顿和夫人通过艰难的努力，让子女成长。
Sam是哈佛数学系的本科生，现在是研究生。
Emma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现在是Boston一家医院的律师。
投身治疗的曲折
莫尔顿多方面努力。
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包括美国国会，力促有助于科学研究的政策。例如，右派的小布什政府禁止政府经费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莫尔顿据理力争。得不到政府支持，他就另开实验室，用私人机构的经费，制造出人胚胎干细胞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
他实验室研究如何制造能够分泌胰岛素的beta细胞。这一过程，也历尽艰辛。其中，2013年一篇Cell文章，后来撤稿，成为广为报道的新闻。这是他几十年研究生涯唯一一次遭遇如此羞辱。但是，与我国目前绝大多数死不认错、甚至对于批评者倒打一耙不一样，莫尔顿不是掩盖、更不是抵赖，而是与批评者合作，之后发现确实是自己实验室出了错误， 2017年公开撤稿。
莫尔顿带领实验室继续努力。
2014年，他们实验室在Cell发表一篇论文，发明用人类干细胞制造beta细胞的方法（Cell 159：428-439），在老鼠糖尿病模型有效。
他成立了公司，以子女命名：Semma。
公司的技术推进，令另外一家公司大感兴趣。2019年，Vertex公司以9.5亿美元收购Semma。
Vertex收购后，继续推进，并应用于病人。
2021年11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第一个病人的效果。这是一个因为患病而难以维持工作和生活的病人（Shelton）。病人被工作单位辞退，而前妻因为太同情他，而收留，让他不要出门，因为经常突然患病倒地、撞墙，等等。
Shelton用了莫尔顿实验室发明，经过Semma和Vertex推进的beta细胞后，Melton本人不知道效果如何。所以，当Vertex要给他报告的时候，他认为大概效果不佳，需要他再鼓励Vertex公司的人，争取他们继续努力。
结果，Shelton的效果出奇的好。
莫尔顿不仅喜笑颜开，而且回家告诉妻子、子女。这样就有题目那句话，他避免说细节，就说，“有很多泪水和拥抱”(let’s just say there were a lot of tears and hugs”。
病人Shelton说自己出院后看到检验结果哭了。“我只能说‘谢谢您’”（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s ‘thank you’ ”）。
任重道远的医疗
各种疾病影响很多病人，我们没有人敢说自己一生不会生病。
各种疾病影响很多家人，我们一般都有亲友患病。
各种疾病影响人类社会，不分地域、人群、国家，我们都受影响。
社会经济状况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是疾病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疫苗的发明，是减少疾病的第二大原因。
抗菌药物的发明，是减少疾病的第三大原因。
其他各种药物和治疗方法，也有贡献。
但是，众所周知，还有很多疾病，我们难以治疗，有些甚至束手无策。
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更好的技术，逐渐解决现有的疾病。
干细胞技术，能否根治糖尿病，目前还不能定论，能否治疗其他疾病，一般也还没有落地，但有曙光初现令人重燃希望。
基因相关技术，突飞猛进，在一些方面能够带来根本性改善，一些方面还需要很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
化学药物，仍然在很长时间是治疗的主流。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以毕井泉为代表的优秀政策制定者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推动下，第一次起飞。
虽然比美国相应晚了近50年，但终于第一次小起飞了。它还会出现上上下下的波动，但总体将越来越好。
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从引进、吸收、合法收购、仿制为主的今天，也终将逐渐走向真正创新为主的道路。
我国科研人员，也不会永远只被金融和资本牵着鼻子，而终将迎来科学支撑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时代，逐渐改善越来越多我国病人的健康、提高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发展、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