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致信美国《科学》杂志，触发一轮对华人在美国科学界天花板问题的讨论。
施一公、鲁白、王小凡等一道，在当时和之后几年带来些许变化。可能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科学院后来设立少数民族和妇女提名组。而且虽然华人在全美一般不作为需要肯定作用的少数民族，但是在美国科学院提名却可以通过这一特别提名组。华人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增加，与这一体制性改变不无关系。
但是，其他变化有些退回去了，有些从未改进。
17年后的今天，全美国的生命科学，非常少的华人担任系主任。
Creighton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主任左坚，华中科技大学本科，UCSF的研究生，洛克斐勒博士后。
康州大学神经科学系主任晏日强，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本科，Kentucky生物化学，芝加哥博士后。
西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主任梅林。江西医学院1977级本科，Arizona博士，Johns Hopkins博士后。西储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前列的医学院，其药理学系是美国第一个建立的，相关学科较强。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T Southwestern）生理系主任潘多加。北大本科，在美国UCLA念博士期间开始至今用果蝇进行研究，博士后在伯克利的Gerry Rubin实验室。
除以上之外，再加四位的可能性很大，再加十位的可能性恐怕不大。
生物医学方面如此，其他专业不知道是否好些。
原因：与旅居海外华人是否承认无关，种族歧视今天事实上在美国大学远未绝迹。
对于每一个个华人人来说，是否做系主任不是很大的事情。但很难给一般人解释行政领导外还有智力领袖，何况智力领袖的概念在华人文化中是否存在有较大争议。
对于一个族群来说，罕见任领导会影响族群及其后代，自甘挫败。
华人在国际上很少担任领导的总体观感，也助长基督教文化主导群体习惯性地占华人便宜。在有些空间和时间不时上演白人对华人恃强凌弱，也就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