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一种“奇谈怪论”，批评北大、清华大学毕业后很多留学国外，是为国外培养人才。
这种奇谈怪论，与1966-1975期间的各种奇谈怪论异曲同工。那时对大学生指责不能区分小麦和韭菜、不能做房子、不能种田。
196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早就有多种分工，如果全体大学生都专长于区分小麦和韭菜、都参与做房子、种田，中国不是进步、而是退步。那时的指控实际是低能儿的感情宣泄。
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当然需要很多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工作。但是中国大学生毕业后，也可以去国外留学、甚至可以在国外工作。现在的指控同样是低能儿的感情宣泄。
首先，在哪里就学、就业，是人类天生的权利，有能力、有兴趣、有想法，各人有自己的选择。
其次，邓小平主张开放就预计中国学生留学后即使少部分回国，对国家发展也是值得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远见和大度是正确的。
第三，今天的中国，更应该看到，留学生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需要看到，一部分永远在国外的华人，对世界的贡献会间接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环境。如果出现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非和平性质的冲突，在有华人群体存在的情况下，对方很难妖魔化我们。因为他们的邻居并非妖魔群体。冲突之后，华人群体可能在恢复关系方面起作用。正如1970年代华人对于中美交往的促进作用。这方面，我们至少学习犹太群体，鼓励犹太人到以色列工作，但不强求。
第四，越来越多的会全职回国。一部分不回国的会偏向培养更多的、会回国的留学生。这类作用是长远的。
第五，从人类发展来说，有可能我国与国际的交流具有永恒的意义，不仅我国还有落后而需要学习的时期，就是我国全面领先后，也有交流的意义。迄今，交流对我们来说有很重对学习成份。以后其他部分占的比例自然会增加。
国家发展有多方面，人才最后如何回馈祖国、回馈世界，也是多方面。如果有华人成为牛顿、爱因斯坦，无论他在哪个国家，全世界对华人的尊重都会提高。
我们中华民族要复兴，就不是狭隘地要求每一个华人都全部时间在国内学习、工作。
我们的气度如果像特朗普一样，就会被世界上所有体面的人所唾弃，而且影响国家形象。我们的气度越大，我们在人类历史的记录就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