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与科学（及道德）：答杜骏飞教授、梁建章博士

【一】缘由

3月14日，我弟弟饶海（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原美国德州大学教授、去年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发表了一篇（附10）。

最近，我自己写了6篇短文（附3、5、6、7、8、9）。

其中一篇是在梁建章博士发表文章（附4），我评论梁建章博士的文章（附3），梁建章博士对此进行商榷（附2），本文为回复。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转来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杜俊飞教授的批评（附1）。

【一】理性辩论道长且阻

因为事关疫情，问题重大。

而新冠疫情，迄今没有全面的专家，而是各方面的意见都值得了解，包括有专长，也包括有关个人、群体、地区、国家和人类利益，自然匹夫有责。

还有一个明显问题：海内外华人理性讨论、争议，迄今不能说普遍达到了体面的程度，更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我希望与杜教授、梁博士一道努力成为华人理性辩论迈向成人化的铺路石。

在此一并回复杜教授和梁博士。

【二】专长有限取长补短

我自己的专长和认知有限，水平有限。只是我一般避开不懂的地方，选择自己有一定把握的方面发言。

杜教授引用所谓“生物学界的鲁迅”的说法，有人用“科学界”，或“中国科学界”，我都从来认为不对。鲁迅先生探讨的，无论在问题的高度、讨论的深刻程度、影响的广泛、历史意义，还是其思想、文笔，都远远高于我。

当然，我也可以说他在建设上，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我自己在建设上投入的时间、精力的比例远高于在批评方面的时间精力。例如，一般人不会意识到我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科学和教育改革过程中，程度不同（从些许到较深入）地参与了约十个左右机构的酝酿、建立、甚至主持。

我可能习惯性喜欢教育/教训人，所以有时批评的声音传到校外，从而被误认为我是以批评为主。

中国科学的两大新设奖项，可能在科学家里面，与我的关系很大。我还在国际科学奖项评审委员会。这些都与批评完全相反。从内部看，可能我是表扬为主。

杜教授说没有资格与我辩论。我认为杜教授不仅有资格与我辩论，而且完全有资格教育我有关：哲学、人道主义、哈耶克、哥德尔、农民工、鲁迅。

梁建章博士当年英俊少年、意气风发，而且拥有计算机和经济学的学位，还有实践经验，并且在人口问题上很早提出了为人称道的真知灼见，确实是跨学科人才。梁博士“个人也非常欢迎此类跨学科讨论”就很反映其特长。

而我实际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跨很大的学科鸿沟（“学沟”）。我能够跨的都是生物医学内部的部分小学沟，以前是遗传、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生理学、药理学。花了十几年才跨入生物化学，还很高兴，因为很不容易。

生物之外，我对美国的理解可能超出一般华人（因为通过讨论发现超过一般美国科学家对美国的理解，达到了与美国历史学家可以就某些方面进行讨论的程度）。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有些方面也达到可以与研究近代史的人讨论的程度。我对科学史的某些方面有相当理解。但三史（美国史、中国近代史、科学史）都局限于某些板块。

同时，我对很多事情理解非常差。对中国、中国人的理解就奇差无比（因为自己的愚笨）。对很多华人感兴趣的日本、台湾、香港，我有些方面接近一窍不通。

梁博士的统计学，我就不敢评论具体细节，只能羡慕。

杜教授完全不用担心我没有谦卑，我从来不认为什么都懂，我并不认为疫情是生物学知识能垄断。而我有关疫情的观点，很重要一个依据是我认为我们不懂。

我明确批评了一些挂着与生物医学有关头衔的人，公开说了一些错话、假话。虽然去年上海医生张文宏因为是否人类与病毒可能共存问题受反驳后，我很快发文章支持共存的可能性。但我并不认同他经常发表的观点。所以，3月份，饶海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点名批评了张文宏有些有关疫情的言论是错误的、劝告其言论限于懂的部分（附10）。对此，我也同意，只是不如饶海幽默。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除了张之外，钟南山也不够懂分子生物学，也发表过不谨慎的言论。从CDC退下的曾光，有些言论也离谱。因为历史原因，他们没学过分子生物学、或学的不好，情有可原，但在疫情期间，既然担任、或者扮演专家，就应该慎重。

我在“争论新冠：不宜不顾事实，不宜否定常识”（附4）讲清楚了：现在没有什么神秘的专家。美国没有、中国也没有。不同方面的人参与讨论，完全合情合理，而不是某个方面垄断了疫情的知识。

因为各人专长不同，而遇到复杂如疫情，可能就需要在讨论、辩论中取长补短？

【三】经验教训

疫情早期有人推崇的“群体免疫”，指人群有足够的人因为感染或者接种疫苗后，其他可以有人不需要接种疫苗也可以获得间接的保护，因为已经感染或接种疫苗的人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这些估计是60%到90%不等。

事实给这种观点的简单版本以响亮的耳光。

因为所谓群体免疫，不仅首先要让一批人牺牲，而且假定病毒的免疫原性不改变。

而事实上，新冠病毒的突变到奥密克戎突变株，已经逃逸了以前的免疫，也就是说已经感染或接种疫苗的人可以被奥密克戎所感染。

那么，所谓的屏障也就自然消失了。再让一批人牺牲，再建立屏障？可以，只是无可预计需要再牺牲多少人。不能预计还会发生多少次、多少种再度逃逸以前免疫的突变。

所以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专家们”所谓的“群体免疫”，有先决条件，而当有些人把一种观点当成真理、甚至当成道德大棒的时候，其实不一定对，而且可能被事实所否定。

【四】答杜骏飞教授

杜教授批评“饶毅藏在科学意见下的立场以及表达立场的话语方式，与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悯心、批判性毫不相近”。

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杜教授的意思，但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提出与他一样的观点，他质疑我的立场。

似乎杜教授的观点好像是立即开放？

我在此再叙述一遍我3月29日提出的观点：尽快推广第三针疫苗，老年人和婴幼儿接近（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种，然后开放。具体而言，因为几个地方有大规模疫情，所以这几个地方疫情控制下，才可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们疫情期间，其他地方应该赶紧第三针，而这几个地方疫情控制后，也赶紧第三针。

具体第三针是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有争议。我当时提出是用国产的，因为当时香港数据出来，在第二针及其之前，国外的mRNA疫苗显著优于国产的灭活疫苗，而第三针却两者类似效果。今天新加坡的结果也是显示第二针国外疫苗优于国产疫苗。但今天新加坡的文章没有第三针的情况。

国家可以确切知道：香港数据是否造假。如果没有造假，那么就可以用国产疫苗，如果造假、或其他原因的不可靠，就不用国产的，而用进口的。

国产疫苗很少导致发烧，而mRNA疫苗导致发烧的情况很多，这是国产疫苗的优点。如果国产疫苗效果差，副作用的优点没有意义。如果国产和进口疫苗效果类似，副作用的优点就很有意义。

有可能我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赶紧全面接种第三针的。昨天，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也提出同样建议，作为专业学会的集体意见，比我的建议晚半个月。其他专业学会、专家，公开提出的并不多。

我认为现在不用检测抗原。现在上海好像有时检测抗原，挺奇怪的，它与检测核酸有重叠，但关系又不明确。对于部分人员检测抗体却有道理：可能给今后提供指导（抗体与抵抗力的关系、抗体与发病症状的关系）。

杜教授引用我的话，都是我说的，而且我现在还认为没有错。其中，有关用奥密克戎作为疫苗的观点，是把活病毒当成疫苗，我非常反对，因为有很大的担心。

杜教授显然比我更懂哲学、更懂人道主义。但哲学和人道主义，肯定不是看一时的结果，而存在着对于长期和最终结果的考虑。正如战争期间，敌军来了，几个母亲带着几个儿童隐藏在附近，其中一个婴儿要哭，母亲采取措施确实束缚了婴儿，但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放开让婴儿哭，后面没有出现危险，那自然可以放开，如果放开的后果是全体人员（包括婴儿）最后被敌军全部或大多数消灭，放开就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残忍。我相信，不仅杜教授，而且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计算出来，采取什么方式，掌握什么时机，就是最好的结果，不是奥密克戎一个突变株，而是要考虑对奥密克戎放开后对后面的突变株的影响。

所以，可能与杜教授批评我的“自负”恰恰相反，因为从我能够理解的科学的角度，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对于特定方案与长期最终结果很难有把握，我才如履薄冰，以致于很多读者认为我含含糊糊。如果是决策者，需要当机立断、需要冒险。而从旁发言、并不决策的科学家，在有不确定性的时候，只能说到懂的程度，不能越过事实个人逞强。

我主要谈科学的基本常识，而用有限分贝提出有限建议（不是高呼一定应该怎么样），正是因为我不认为目前任何方案有科学或道德的绝对性，包括对于上海市民的利益来说。例如：在外地应该普遍接种第三针，但在疫情没有控制的上海立即第三针恐怕难以实施。先管控后接种在实际操作上更有可能性。如果不第三针马上放开，看上去是有助于上海市民生活，但全国传播奥密克戎，我们国家、我国医疗系统、我国人民，准备好了吗？那样带来的人道主义问题，会更小、还是更大？假设鲁迅在世，猜想也不一定同意杜教授和类似观点持有者，而会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包括道德的复杂性。

在面临复杂问题的今天，没有人掌握一种绝对的最优解，各种意见有道理，但不掌握绝对最佳的答案，更不宜以自己自动放在道德高地，认为其他人只要不是百分之百认同自己的意见就都是非人道的。

【五】答梁建章博士

梁博士说“饶毅认为病毒会随机变异，毒性有可能变得更弱或者更强，传播力也有可能变得更弱或者更强”。

这句话是在科学上是不严谨的，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说过“病毒会随机变异”。

如果从没有学过统计的病人角度，可能觉得随机，但从科学角度，并非随机。病毒的变异是因为核酸序列改变。病毒（或任何DNA、RNA）序列在自然界的改变是因为核酸本身的物理、化学、生物因素，以及核酸所处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因素。核酸序列的不同部分，并非有同等的变异可能，而是经常有热点和冷点。所以，不能说变异是随机的。只是我们一般不掌握其规律，特别是还在流行期间，没有完结之前，我们没有人能够说出其规律，只能含含糊糊，连“随机”都不能说。

梁博士说：“传播性可能变强（不太可能变弱）”。这是没有科学基础的断言。有些病毒有时传播性增加，有时减弱。2003年的SARS，可不是哪一个人控制的，而是自己消失的，不能是它因为传播性强而消失的？

梁博士为支持以上观点，说“从进化选择的角度来看，未来病毒如果要取代omicron，其传播力必定要比omicron更强”。这是对进化的误解。下一个变异的出现，不是为了取代现在的毒株，各种突变产生多种突变株，都没有目的。各种突变株之间也没有线性关系。

突变都是自己传播，不是为了替代。在长时间尺度，有些消失了，有些存在下来。

但在短时间尺度，它们可以反过来：早先慢的，以后可以传播更广，早先快的，以后却不行了。这种关系是无法确定的，更不是人可以预计的。

不能断定下一个突变株的传播力就一定比目前的omicron更强。

SARS就没有出现传播力越来越强的突变株，如果出现了，我们现在还在SARS疫情。（这里也给部分读者说明：COVID-19不是SARS演变过来的，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家族，却没有直接演变的母子关系）。

梁博士的第二点是“如果在外国传播病毒后，突变出现毒性更强的毒株，传给中国，中国人因为没有经过免疫，但外国人已经免疫过一次，新病毒可能对中国人打击更大”。这里梁博士的免疫应该是只通过自然感染omicron而产生的免疫，不是指疫苗。梁博士和我都同意应该尽快接种第三针疫苗，特别是还没有接种的人。如果接种了，通过疫苗产生免疫，我认为比感染omicron而产生免疫更好。感染后可能储蓄病毒，弱病毒在十几亿中国人身上产生突变。很快威胁我们的人生安全。而如果在外国产生，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正如奥密克戎本身流传显示的，它在国外，给我们一定的时间。

梁博士的第三点，普及老年人的接种，与我的观点一样。是否有时间不一样？梁博士的意思是疫区、疫情流行期间也接种疫苗？那恐怕没有操作性。疫情控制后再疫苗的可操作性大很多。当然，没有疫情的地区，应该立即广泛普及疫苗。

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