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情况，而不关心群体，争取利益也只管自己和家人，对其他人不够关心。但种族歧视影响是普遍的，实际上很难说华二代在国外发展比国内更好，重要原因是华二代普遍患“移民综合症”，看起来悠然自得，其实是在白人画的框里工作。种族歧视也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群体长期坚持推动其改善。在有些方面，我曾在2005年试过，华人自己推动就可以抑制种族歧视，但不能只做一次，也不能只靠一人，需要很多人长期坚持。
而且，海外华人免受种族歧视，与中国国内的人在世界上的情况，有相互影响的相关性】
种族歧视，不是按个人的能力和表现，而是按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的先天出身。种族歧视之所以问题很大是因为其造成深刻的对立。
在适应种族歧视家庭长大的孩子，同样强适应，以“主流社会”（白人社会）的标准为标准，以白人为原创、自己为辅助，从而内心自视甚低。一些美籍华人的学习成绩、学习环境远优于他们的国内亲戚，但最后他们的成就都一般，其中重要原因是其中有些失去了主心骨、有些失去了自信心，常常都失去了敢于坚持自己性格、特色，而费力地“适应主流”。经常以舒适安稳为目标成为医生、律师、或兢兢业业但缺乏独创的工程师、发文章多而创意有限的科学家。一百多年来，仅有一位旅外华人获得诺奖，还有特别的心理（不乐意承认自己华人背景、被母亲拉回国旅游都坚决不交往中国科学界），究其原因，恐怕移民带来的“适应综合症”很难逃脱干系。
2005年1月至7月，我在美国学术界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试过，有点作用，但一旦没有人继续，作用就有限。
学会在美国学术界起重要作用，特别是每年的年会，由学会组织。美国的神经科学会（SfN)，很早就达到三万会员，每年年会有两万多人参加。2005年1月，我致信SfN，指出其十几个委员会，亚裔委员非常少，应该增加。它很快请鲁白成为委员会的委员会（CoC）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作用提名其他委员会的成员。鲁白很快给十几个委员会的每一个提名一到两位华人，SfN很快就成为华人代表很多的美国学术组织，在生物医学，它是华人代表最多的学术组织。原因是白人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左派，很不愿意被视为种族歧视，纠正很快。但是，过了几年，这些华人只自己担任过委员，忘记了继续推动（维持原有成果），结果今天SfN的各个委员会，华人委员又很少。这一过程说明华人只顾自己个人的太多，没有习惯合作共赢。
2005年我修改了更长的信，给其他几个生物医学的学会，有些有一点作用，有些没有。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有点作用。
2005年7月，我把信再修改了一下，寄给《细胞》和另外几个学术杂志的主编。有些杂志的编委会很快加了华人编委，有些没有。
做的最好的是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主办的老牌《生物化学杂志》，原因是Duke大学王小凡教授任副主编，大力长期纠正编委局限白人的问题。
后来，我把情况告诉《科学》杂志的记者，他们刊登了一篇有关文章（“亚裔的玻璃天花板”）。
在这个过程中，白人学者普遍反应很快，一般都不仅认为需要改进、而且相当一部分立即着手改进。做的最好的，当然是观察了这些讨论，推动美国科学院对亚裔支持的长期政策，最大归功院长Bruce Alberts。2012年当年7位亚裔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创造了记录。当然并非7位都是通过“妇女和少数民族提名组”渠道。但如果没有这一新渠道，近十年来，亚裔当选的数量应该显著少于实际。
在2005年，华人群体，包括华人科学界，可能多数是反对我的做法。蒲慕明公开对《科学》杂志说我应该耐心等待，好像我就是为个人利益。而谢宇指出我的统计不科学（我承认，但这种统计，永远比较困难，而事实却没有疑问）。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不懂得对美国感恩，提意见是闹事。
批评我的全部都是华人，白人都认为提意见是对的，只是多数白人认为问题需要改，少数白人教授认为没有问题不用改，但并不批评我个人。
这也是华人社会与其他族群很不同的：逆来顺受。明明知道有问题，自己不敢提出，其他人提出反而要受批评。不敢批评白人，但毫不犹豫批评那些批评了白人的华人
争取族群权益，可以包括自己的权益。但我个人不这样，从头到尾，我自己的没有得任何利益。我担任美国神经科学会主持《神经科学杂志》编委、美国发育生物学会主持的《发育生物学》杂志编委，都在那次提问题之前。我也从未担任美国任何学会的委员会，因为那以后我就离开美国了。
当时，我的本意就是以自己的言行，给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华人留一份礼物。
近年华人在美国受明显歧视，再次有些华人稀里糊涂，自己不懂成人的行事方法，以学生的态度理解老师，而且给其他华人上课，把自己以学生心态的错误理解当成现实。
但是，17年后，在国外的华人多了很多，而且很多可以看穿美国成年人中口是心非的问题。其中华二代占了这类的大多数，他们常常为此与自己的华人父母起争执。
这次更是有MIT的黄亚生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宇教授、密西根大学的张俊教授等一批文理科资深教授，投入时间、运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华人维护正当权益。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支持，更能持续。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虽然蒲慕明2005年误认为我是给自己争利益，但他对于其他华人有切实支持的举动。在他担任某个奖项评审委员会成员的时候，专门让我提名过华人科学家、并成功地获奖）。
附件1到7
附件一：2005年1月致信美国的神经科学会（SfN)
附件二：2005年致信美国其他几个生命科学的学会（模板之一）
附件三：2005年7月致信学术刊物主编，例如《细胞
附件四：2005年10月美国《科学》发表有关亚裔问题的新闻报道：
附件六：2022年2月3日，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詹裕农在《细胞》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生命科学大奖对亚裔有压低
附件七：2022年，美国报刊报道詹裕农教授指出的情况，斯坦福大学教授骆利群有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