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十大医学院：协和、复旦（上医）、北大（北医）、交大（上二医）、首医（北二医）、浙医、华西、湘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山医）。
其中六所或多或少有外国成分，如外国高强度主导、参与和长期建设打下基础协和。
也有短暂外国影响的湘雅。
以美国的影响最大，也有德国和法国的影响。
十大医学院的四所（上医、北医、首医和浙医）完全由中国人创立和发展的医学院。
创立上医的颜福庆，立志要在中国办好中国人的医学院，他的愿望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在1955-1965年显得特别成功，那十年是上医领先全国医学教育的十年，有可能也是迄今上医最辉煌的十年。
成功的关键要素包括以前积累的空间资源和教授人才资源。
大家公认、有口皆碑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当时领导上医的陈同生院长。
陈同生热爱高等教育、顺应高等教育规律，尊重历史，重用医学专家。上医积累的人才资源、空间资源得到尽可能好的发挥。
1956年，上医的一级教授比例全国最高、绝对数超过清华大学（仅次于北大）。
因为同期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能够很好发挥的主要在教学方面。
1955-1965的十年中，上医在多个基础和临床学科领先全国、有些学科甚至带动全国。
以下是陈同生先生长子的回忆文章。
（齐鲁医学院早期短暂帮助过协和，现在是否前十可能共识不清晰）
回忆我的父亲陈同生
陈乐波
我的父亲陈同生，原名张怀清、张翰、张翰君。他参加革命后多次改名，三十年代使用时间较长的名字是陈农菲，有时也写作“侬非”。
1939年，在他去新四军的时候，开介绍信的同志本来准备写“陈农菲同志”，刚写了“陈同”两个字，就发现错了，要重写一张。父亲却让他将错就错，在后面加了一个“生”把名字写成了“陈同生”。父亲原以为这个名字只是临时用一次，没想到却成了他后半辈子正式的名字，也是用得最长的名字。
父亲1906年出生，因为离家早，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准了，只知道是夏天生的，后来他填表的时候，就把出生日写成“1906年8月1 日”。
父亲说过，他出生时，祖父不但有土地，还兼营工商业，家里是相当富裕的。他的母亲为人善良，娘家是农民。在这个大家庭里，她从来与人无争。她虽不当家，但乐于助人，即使后来家道中落，她也仍然怜孤惜老。母亲只希望儿子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当个中医，守着家业，过太平的日子。而父亲的祖母（我的曾祖母）是家里的当家人。她则希望孙子能出人头地，常说：“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总是给他讲些英雄豪杰的故事，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父亲家族中的长辈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堂叔张雪崖[1]。张雪崖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他争取赴法勤工俭学未成，回了家乡。他竭力劝说我父亲的祖母把孩子送到新式的学堂去读书。开始祖母不同意，他耐心地劝了三天，终于让祖母才放弃了让儿子读旧书、学中医的想法，同意他到县城里去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步对父亲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县城的小学里，一些进步的教师不仅教给学生科学知识，还给他们讲君主制度和民主共和的区别。从那时起，父亲开始产生了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思想。后来，父亲升入了南充中学。这所中学的校长张澜[2]先生是进步人士。辛亥革命时，他是“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来担任过四川省省长。下野后，回到家乡办教育，兴实业。学校的教师中有几个归国留法学生，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劳动神圣，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之大，初步形成了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理想，从此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在中学时期，他担任学生会主席，曾和进步的老师一起领导同学在家乡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到川北的农村搞抗捐运动。
1924年，因和同学参加抗捐抗税活动，还到处演讲，被军阀下令抓捕。他们得到消息后逃往成都。在成都中法大学，同年9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后从未动摇过。1927年，参加了当领导“广州暴动”。
在抗战时期，父母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结婚后三年才有了第一张照片。抗战胜利那年我出生的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一家在山东。父亲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政委。解放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算安定。1948年2月，妹妹鲁鲁出生了。
1948年底，华东野战军即将离开山东南下作战，父母都要上前线。那时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一个华东保育院，把南下干部的孩子留在山东。我被送到了华东保育院。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见到我，就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带着我的照片南下了。
1949年初，北京解放了。父亲的好友季方伯伯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季伯母钱讷仁为了让我的父母轻装南下，带着一岁多的鲁鲁去了北京。本来他们是打算革命胜利以后，把孩子交给父母。可是时间长了，鲁鲁和养父母感情很深，不肯回父母身边。后来，随养母姓钱，成了季家的小女儿，学名叫钱季鲁。
1949年6月，我随华东保育院从山东到了刚解放的上海，同行的有八十几个小朋友。到了上海，保育院里的生活很好，教育也正规化。只是那时我们父母都在南京。每逢星期天小朋友都被父母接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在上海没有家的孩子由老师和阿姨轮流值班陪着。
每当节假日，我们看到小朋友都回家了，也希望有人来接我们回家。
1950 年春节，父亲的警卫员到上海来接我回家，一路上他跟我说，南京的玄武湖有多大，夫子庙有多好玩，爸爸妈妈有多喜欢你。我兴奋了一路，但是见面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认得他们了。
那年春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父母早出晚归。我到南京后一连三天，好像他们都没有和我说过几句话。父亲一到家，电话不停，客人不断。大弟乐波刚出生两三个月，什么也不懂。白天我一个人在空空的大房子里跑来跑去，没有玩具，也没有人带我出去，这使我大失所望。虽然父亲连自己心爱的指南针和望远镜都给我玩了，还是不能弥补我的失望。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谁都不管我。我要回家了。”那个家指的就是保育院。父亲却说：“你再住几天吧！你回去了，老师就不能放假了。”我觉得父亲不很在乎孩子，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可是母亲说：“那时刚解放，工作实在太忙了，其实爸爸是非常喜欢你的。”
这件事在1959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解释。那年，我得了得了一场大病，休学了。母亲要上班，就让我到庐山去和父亲一起疗养。恰逢那年召开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许多中央首长上了山。
有一天傍晚散步时，看见不远处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他穿着很旧的灰军装。父亲远远地和他招了招手，告诉我，他就是刘伯承元帅。刘伯承元帅看见父亲，走了过来。一见面，他就问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还说他就住在附近，让我们一起去他住的地方坐坐。
我坐在旁边听着他们谈话。那时我才知道南京刚解放的时候，刘帅是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父亲是军管会和市政府的秘书长。回想当年他们都感慨万分。在接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过程中，工作之忙碌自然不在话下，最困难的是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内政的、外交的[3]、政治的、经济的。当时刘帅最紧迫的任务是进军西南，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大多由秘书长处理。刘帅对父亲非常信任，连他自己的大印也放在了父亲的办公室里。不到一年，工作就绪了，父亲也累得吐了血。大军进军西南之前，刘帅特地到医院探望父亲。在刘帅的印象中父亲身体很不好。十年后在庐山重逢，刘帅几次问起父亲的病情。那天，我听了他们的谈话，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时间带我出去玩。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父亲对刘帅说起反右和大跃进以后，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很难处理。刘帅说：“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要加强学习。”接着又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南京，你们让我写几个字放在军管会门口。开始，我觉得写得还不错。一个月以后，就觉得不好了。三个月以后，连那个大门我都不愿意走了。这为什么？我想，第一是我们的水平不高；第二是我们在进步。”
在回去的路上，父亲反复揣摩着这几句话。他问我，你听懂了没有？我说：“刘伯伯的话一点也不难懂。我都听懂了。”父亲却笑着说：“你没有听懂，不过长大了会懂的。”现在我早已长大了，回想起来，每当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正是进步的开始。刘帅的话说得真是有道理啊！
1950年8月，我的父母调华东局工作，家也搬到了上海，但我仍住在保育院里，每周回家一次。1951年，二弟申申出生。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父亲率华东赴朝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慰问团的成员来自社会各界，有工人代表，也有资本家的代表，还有很多文艺界的代表，不少是有名的作家。慰问团回国以后，团员们常到家里做客，他们一来家里就热闹起来。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著名作家巴金、靳以、方令孺、孔罗荪。
父亲从朝鲜回来不久，又率慰问团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那里见到了他的老战友叶飞司令。父亲在东山岛为前线指战员作了介绍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听了他的报告，战士们群情激昂。
我上小学以后，依旧是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有一次，好像是国庆节，报纸头版刊登了五星红旗的图案。
父亲问我：“你长大了要干什么？”
我回答：“老师说，好好学习，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
父亲又问：“你知道谁是人民吗？”
我被问住了。
父亲指着报纸说：“你过来看。五星红旗上的大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星代表人民。”他依次指着四颗小的五星说：“这就是人民。中国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当时，我还太小，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话。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广大人民不止“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954 年，我们的家搬到了海格大楼（即现在的静安宾馆，在华山路上）。那时海格大楼里住的都是华东局的部长和副部长。孩子们大多在华东保育院和新华小学住校，都是同学，互相认识。
在这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虽然很少听见前方的战报，但政治运动的影响日渐明显。首先是抓胡风反革命集团。记得那时，学校的墙上张贴了很多漫画。胡风穿着长袍，摇着扇子，扇子上面写着“追随革命二十年”。在全校大会上，老师说党中央抓出了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人，同学们都表示坚决拥护。
周末回家，我在电梯里听到有人说，有一个人从我们住的海格大楼被抓走了。还有人说是用手铐拷走的等等。后来我又听说，被抓走的是我们的学校同学彭小兰的爸爸彭柏山，他是华东局的宣传部的部长。
在这个环境优美，警卫森严的高干楼里居然会有反革命？我感到非常震惊，难道真的像老师说的“要提高警惕，反革命就睡在我们身边？”我跑回家里问父母。他们都避而不谈。父亲只说：“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
父亲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什么态度？他生前从来没对我说过。直到几年前，读了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写的《他们的岁月》一书，我才知道，当年在华东局的常委会上，组织部长王一平首先提出“彭柏山不是反革命”。但是会上支持王一平的只有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和宣传部的副部长陈其五。
1955年，全国的大区撤销。华东局撤消以后，领导干部有的去了北京，进入了党中央的机关。有的去了上海市委，而父亲却去了一所大学。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和猜测，甚至有人说他是犯错误了。其实，父亲本来是要去中央统战部的，但是他去北京开会时候看到去北京“当官”的人太多了，于是要求到基层去工作。父亲喜欢知识分子，喜欢学生，去大学工作是他自己的愿望。
1955年，父亲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医内迁。中央为加强内地建设，决定将上医迁至重庆。
父亲在和上医的创始人颜福庆老院长详谈后，了解到一个医学院迁校不是搬个家那么简单，损失是非常大的。抗战时期，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上医不得不内迁。迁校的损失之大，颜老提起来就心痛不已。
上医教授中有不少是颜老的学生。其中有些人毕业后出国深造，事业有成。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办好上医，颜老争取他们回到上医工作，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专家的配偶是其他院校的教授。他们专业不同，无法在重庆医学院工作。
父亲觉得颜老的话有道理。中国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那样做是国家的损失。专业人员不能像“随军家属”那样安排工作。另外，上医的不少教授和教师同时也是附属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他们是上海市民心中的名医。很多病人需要他们。如果上医整体内迁，有些人只好辞职了。那些名医另谋出路并不难，而医学院要是没有他们，势必影响今后的教学和医疗水平。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有良好的教学和医疗传统，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上海也需要这样一所医学院。
当然，中央关于加强内地建设的精神是必须执行的。父亲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提出了一分为二，“母鸡下蛋”的办法。这个方案经过院党委反复讨论，提出了具体办法。就是将教研组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一分为二，半去重庆，半留上海。然后，再逐层依次配备医教人员，依靠上医的教学科研力量在重庆再建一所新的医学院。
为此，父亲几次去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认为他言之有理，但是内迁是中央的决定，他们无权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去见了周总理，向周总理陈述他的意见。周总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接受了他的意见，还对他说：“那么，你就把重庆的学院给我办起来！” 此后几年，父亲兼任了重庆医学院的院长。
1955年11月，中央批复同意高教部、卫生部党组《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的请示》，这件事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父亲兼任了重庆医学院的院长。此后他多次往返上海与重庆之间，落实基建设计、设备购置、人员调配等工作。最后确定重庆医学院师资的2/3 、行政人员的1/3由上医配备。在教学设备方面，上医有两套的都调去一套。1956年3月，上医生物学家陈世騠教授等前期教师和教辅40人调赴重庆。重庆医学院9月1日开学，招收新生434名，医院开出150张病床。陈院长兼任了重庆医学院院长，以后又调内科学专家、一级教授钱惪去重庆医学院担任副院长。
1996年，重庆医科大学（重医）举行40周年校庆，12月14日《文汇报》有一篇报道《重庆：400个上海人的40年》说：自1955－1960年7月，上医调去重庆402人，其中教授和医生260人，教辅医技60人，护理人员52人，党政后勤30人。正副教授有钱惪、陈世騠、左景鉴、林春业、司徒亮、郑伟如、陶煦、陈家玉、王永豪、王英彤、王鸣歧、石美森、包鼎成、刘约翰、毕婵琴、朱桢卿、李宗明、李韵声、严家贵、吴祖尧、吴茂娥、居秉菁、胡鸿仪、黄似声等。40年来，重医毕业生2万余人，成为大西南医学骨干力量；该校3所附属医院共有病床2000余张，不少学科在西南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40年来，重医在前进，上医也在前进。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集思广益，保留上医，援建重医的方案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他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父亲到上医后才两年，“反右”开始了。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华东局撤销后，我就读的干部子弟小学也随之撤销。转学后我开始走读，每天回家。
小学的老师天天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讲右派分子如何向党猖狂进攻。那时我还很小，完全接受了学校的教育，认为右派分子都是坏人。可是回到家里，父亲却告诉我右派当中大部分是犯了错误的好人，不要歧视老师中的右派。
有一天父亲在电话中对市委的领导（不知是哪一位）说：“颜福庆不能当右派，他是上海医务界一面旗帜，也是上海知识界的代表，连这样的人都团结不了，我这个院长就不要当了。”那天争得很激烈，他放下电话后，还在生气。我问他：“谁是颜福庆？”他说：“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教育学生要用学到的知识去治病救人，毕业后不要当开业医生去赚钱。他的学生要是开了业，即使成了名医，他也不见，送去的礼物他都不收。他自己就是学生的榜样。他培养出了很多专家，不仅医术高 而且医德好。学生们对颜老的人品学识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人家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
提起“反右”，上医的一些著名的教授是上面点名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的人，更是抓住不放了。虽然父亲没有能力保护上医的每一个师生不受当时“反右”运动的影响，但是他尽力减少了“反右”对的影响。
父亲在家里不经常谈工作。他去世后很多年，我看到在上医的同志们的怀念他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陈同生同志对人关心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处理上。他经常对干部说：“处理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做领导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医生锯错一条腿容易，要病人再长出一条腿就不可能了。如不认真掌握政策，简单地大笔一挥，别人可要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犯罪。”他还说：“做领导的要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对人的处理留有余地。可重可轻的就从轻处理，可处理可不处理的就不处理。重在教育，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可以了，要留点机会让人家自己去改正。”由于他政策掌握得好，我校在肃反、“反右”、反“右倾”、“拔白旗”等历次运动中，保护了不少人，较少地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
十几年前，我退休以后参加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活动，认识的两位新四军中的医生。他们是一对夫妇，男的叫吴之理，女的叫章央芬。他们在上医是同班同学，1937年毕业。他们毕业实习时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抗日救亡，他们参加了新四军。
解放后，章央芬当过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还当过中国医科大学的教务长、副校长。而吴之理一直是军医，当过新四军三师的卫生部长。在抗美援朝时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卫生部长，后来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
1937年，吴之理和章央芬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沈克非是中央医院的院长。吴之理对沈克非教授是非常尊敬的。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的武器比我们先进得多，致使志愿军战士伤亡严重。那时彭德怀也真的着急了，把吴之理找去，拍着桌子说：“有人说你们没有照顾好伤员。战场上可以死一千一万，下来的伤员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
其实，牺牲了这么多战士，吴之理心里又何尝不着急。但是，降低伤员的死亡率（简称“伤死率”）在国际上是军事医学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那时情况紧迫，很多伤员来不及送到医院急救，就死在路上了。
吴之理请沈克非教授来研究解决的办法。1952年末，“野战输血”方案得到批准。沈克非教授主持此事。在沈阳成立中央血库，由全市学生自愿献血。当时的做法是将新鲜血液装入塑料袋，用冷藏列车从沈阳运到安东。在安东换冷藏汽车送到成川的志愿军卫生部，再按照战斗的需要分配，送到一、二基地医院。在那里将血袋换装到卖冰棍的小木箱中，用碎冰包围着，木箱用棉被裹着，装上小吉普车送到前沿兵站医院的山洞里备用。山洞里的温度终年在摄氏6-9度。部分鲜血从那里分送给作战的师和军的手术室。
鲜血从沈阳送到作战军师，路程有800—1000公里，争取在48小时之内送到。当时美军也用此法运输鲜血，但是只送到前沿医院。志愿军则做到了再向前线送一步。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中，将6千多袋鲜血送到前方。这个创新之举，沈克非教授功不可没。送的血有各型血（O型，A型，BA型，B型，AB型，血浆，全血球）。最后，我们终于将前方的伤死率降低到4％，这不能不说和及时输血有关。
与此同时，还提出了“治疗性后送和后送性治疗”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伤员的紧急治疗都在军师和前沿兵站医院完成。前线的治疗是配合安全后送。主要任务是后送伤员回国。因为伤员在朝鲜多留一小时，就有再负伤的可能，而国内是和平环境，伙食也好，所以凡是不急需的治疗都可以送回国内去做。例如，打好石膏后送，伤员在路上就舒服多了。前线的医疗越简单越好。为此，我们制定了后送指征和反指征。1953年，终于讲被后送的伤员的死亡率到低于千分之一。
父亲去朝鲜慰问志愿军的时候，就听说了沈克非教授在朝鲜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敌机在头上扔炸弹，沈医生在坑道里给伤员做手术。他的沉着冷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说，这样的医生，怎么能打成右派。
有一次，父亲在家里说：“现在抓右派也有指标，百分之一、二、三。我这个医学院有一万多师生员工，最少也要抓一百个右派。过去，我们要是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在一所学校里面搞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翻过来。现在医学院要是有了100个反革命，我们还能上课吗？”
在“反右”中，父亲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改变，仍然朋友。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父亲认为，共产党员不应该是忘恩负义的人。尤其是掌权以后，更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作过贡献的人。
周总理特别关照父亲照顾一位叫韩文信的牙科医生。事情是这样的，抗战时期，周总理在重庆。韩大夫曾经自愿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当保健医生。他不但冒了很大的危险，而且分文不取，是一个非常难得人。韩大夫的耿直是有名的，在反动统治权势冲天的重庆，他对蒋介石、宋子文一概不买账。周总理告诉父亲，老人家脾气不好。有些干部对他不尊重，他干脆不理他们。总理派人去看他，他不高兴的时候，话说也很不客气。周总理把这件事悄悄地交给了父亲。
父亲去看韩大夫，开始他也很冷淡，后来渐渐熟悉了，成了朋友。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韩大夫家里去，走出电梯我要按电铃。父亲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后门。那里还有一个电铃，是韩大夫给朋友们用的，只要按那个铃，他准会来开门。韩大夫把这个秘密告诉父亲，欢迎他随时到家里来。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去看韩大夫，那时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他。有一次恰巧有人从外地带来一包粉丝，父亲就转送给了韩大夫。老人家看见非常高兴，说：“还是你知道我要什么啊！前些日子，统战部把我请去吃了一顿，陪的人比客人还要多，也不知道请的是谁。我一个人过日子，有点白菜粉丝就行了。”
后来，韩大夫在家里请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吃饭。那天我也跟着去了。记得在座的有魏指薪老医生和王子平老先生，菜是他们自己准备的。魏老指着盘子里的海参，让父亲尝尝。他说，因为天冷，怕发不透，自己在家里发了两个星期，发好了才带来的。他们和父亲有说有笑，毫无顾忌。
那天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他们都是医生，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非常体贴病人。魏老这样的名医，不知有多少人来请他治病，根本不愁没有病人上门。他不但治病，还想办法让病人少花钱，让穷人也看得起病。他们不但医术高，而且医德好，非常受人尊敬。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为人民服务。解放前，他们都不反对共产党，还帮助我们，营救我们。解放后，我们要是连这些人都团结不好，还怎么领导全国人民一起搞建设。”
父亲常说他是军人出身，大革命时期当过工农红军。抗战时期当过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当过解放军。在他当了上医的院长以后，一直很重视军队的需要。1960年，他的老战友、福建前线部队司令叶飞要父亲帮助解决海防前线战士的慢性腹泻问题。于是，父亲率领杨铭鼎、朱无难等十余名专家教授，组成医疗队，赴福建厦门、浙江舟山等地。
医疗队到了那里，专家要求查看现场。可是有些部队领导认为海防前线的部署严格保密，留过学的专家不能看。父亲就亲自向部队领导解释：出国留学不是政治问题。我们的专家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他们是值得信任的。父亲说，他可以负责担保这些医疗队的专家们。后来，专家们实地查看了军舰、海岛，终于发现了战士腹泻的原因：有些地方的水源被污染了，有的舰艇内部温度过高等等。专家们建议在驻地附近修建蓄水池，保存雨水，用竹管做成水管，将干净的水引到营区……。在医疗队的具体指导下，长期不能解决的海防前线战士慢性腹泻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战士和专家们都很满意。
父亲提起上医总有一种自豪感，说到上医的成就如数家珍。他发自内心地愿意为这些人多做一些事情，让他们能有好一点的工作气氛和工作条件。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城市人口都在按定量吃饭，医生也不例外。医生是脑力劳动者，粮食定量低于体力劳动者。可是，外科医生做手术经常要站几个小时。他们的工作不仅是脑力劳动，体力消耗也很大。
在那个强调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父亲却发自内心地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但是，决定粮食定量的是政府，他也没有办法。那时，黄家驷教授还在上医工作。为了让领导了解医生的辛劳，父亲曾邀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到中山医院手术室，透过玻璃观看黄家驷教授为病人做手术。
那次的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手术做完了，黄家驷教授早已汗流浃背。站在外面观看的人也都感到非常疲劳。手术结束后，父亲与市委领导同志说：“难道这不是劳动？我们不能让医生倒在手术台上啊！”
后来，这件事终于有了结果，外科医生的粮食定量略有提高。而且，在做大手术过程中，有一顿加餐。虽然“加餐”只是一杯牛奶和一个点心。
虽然父亲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的十年中，为了给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创造了较好的政治气氛和工作条件。为此他尽了很大的努力，甚至承担了政治风险，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文革”这一劫。
1978年11月6日，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上医党委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为遭受迫害的师生和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么多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展现在眼前，颜福庆、沈克非、胡懋庸、崔之义、张绍昌、谷镜汧、王淑贞、林兆耆……真是无言以对啊！
2021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