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育一辈子都差、都很差。
原因都在自己：基因不好、努力不够。
不怪体育老师们。
在农村上小学期间，第一个记得的体育老师是傅老师。他文艺也活跃，组织学校文工队，他自己拉二胡。他的体育课，有一次是让学生在山里分成两队互相抓，因为还没有玩够就下课了，记了一辈子。
天气不好的时候，傅老师讲故事。他讲过一个“识字招亲”的故事，大意是：有个员外的千金要嫁人了，张榜招亲，由她出了一堆很难认的字，对未来丈夫有较高的要求。乡里有位远近闻名的年轻秀才赶去揭榜，由缺乏学习机会的表哥用独轮车推去。
在1971年左右讲这“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故事”，可见农村跟不上全国的革命形势。
而且故事被傅老师幽默地篡改了。按他的版本，榜上有一个字秀才不认识，因此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他的表哥为此就去看看什么难字，难倒了天才的表弟。
碰巧，因为很多天没人揭榜，觉得自己女儿壁垒太高，说不定要嫁不出去，员外也在难字榜周围微服私访。表哥看着榜，摇头晃脑，员外说：你认得吗？表哥说：一字不识。
员外说，那也可以，不一定需要认识每一个字，既然没有人揭榜，一字不识已经是最高水平了。员外欢天喜地把女儿许配给了秀才的表哥。等到洞房花烛夜，千金才搞清楚郎君是文盲（后面记不清楚了）。
到南昌后，北湖小学的体育老师姓郭，戴眼镜，文质彬彬。天气不好的时候，郭老师也讲故事。他讲过一个故事，“爸爸的拳头”，有美国前拳王的儿子讲父亲的故事。拳王失业后，因为经济压力再度上阵，出战新拳王。结果，拳击前夜吃的不够饱，所以第二天功败垂成。郭老师声色并茂地说：只要多一块面包，一块面包，我就赢了。这个故事，可能与当年北朝鲜拍摄“金姬与银姬的命运”有相似之处，把我们的困难投射到当时的敌方，可能是饮鸩止渴的创造性反用。
南昌十中的第一个体育老师非常凶，大家都害怕被踢。他儿子后来在我们同班。
中学第二个体育老师，冯老师，个子比较高，虽然是广东人。他先读国家体委的文件，体育不要竞技（反对锦标主义），体育是为了锻炼身体、加强国际友谊。多数中学生听的莫名其妙，体育不竞技好像太没劲了。
体育庸才如我，当然兴高采烈。
1977年10月左右，宣布有高考以后，我们中学老师突然大换位，说是他们都归队。冯老师成了数学老师，给我们补数学。而1978年我们上大学后，冯老师去大学教数学了。
所以，“数学老师教体育”不是笑话，而是事实。
我们也发现，原来讲历史的张老师，是英文老师。
我在小学不算矮。但到中学后，同学一个一个长个子，而我除了长脚，很少长个子。座位从偏后的一直往前调，最后调到第一排。全班按个子排队，我也稳列前三。
到大一那年，猛长个子，应该超过了中学同班原来最高的两位。但体育成绩照样不行。
可能有一年，大部分体育课我都没有去上，反正不行。最后三堂上了，体育老师人很好，每次表扬，而且帮我及格。
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如果真严格按所谓标准，我的体育应该是不及格。
当然，很多国家的体育教育，是没有这种分数的。在那种不以体育为要求的地方，应该没有问题。在体育也按各种指标给分数的地方，及格都靠老师的仁慈。
希望现在中国的大中小学体育老师，都比较仁慈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