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导是中国科学进步的推力，庸才当道是中国科学进步的阻力。
科学研究依赖的群体，因不同时代而不同。
早期，自然非常少的人研究科学。
即使两百年前的欧洲，研究科学的人还很少。
而一百年前，在中国研究科学的可能是屈指可数，学习科学的人开始有一些。
今天，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很多。
昨天，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吴家睿教授发表文章，核心观点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精英化（简称“反精英”文章）。家睿是我的老朋友，2000年我们一道发起BIO2000研究生课程，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生提供了当时难得的教育。家睿时有创见，发表一些文章。对他这篇文章指出的一般化的精英问题，也许我可能同意。对于他指出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可能也认同。
但是，精英问题，在现在的中国科学界提出，不合时宜。对于现在的中国科学界，特别是我和家睿共同属于的中国生命科学界，精英太少是问题，庸才当道是问题。
“反精英”文章的主题想法不错，但时间、地点错位。可能是五十年后的中国生命科学，如果大家乐观的话，也许那时需要反精英？
Not now， not here。
百年前，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只在极少地方起步，代表机构是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一批外国科学家和留学回国的中国科学家开创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其中，有些人的研究非常突出，如生物化学系的吴宪、生理系的林可胜及其学生冯德培。有些临床医生如张孝骞也获得非常好的研究训练。但即使这样，有些也只粗略接触科学研究，以后并未成为科学家而只是优秀的医生，如最近被有些文章错误放大的人物。
其后，中国生命科学重心南移。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生命科学最重要的是1990年代后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它起源于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转而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及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等。
那是精英主导。
两弹一星成功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当时的科学精英。
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在中国科学布局的关键部分，都是精英主义。选的是科学精英，由科学精英主导选拔后来青年。
上海生理所的冯德培、上海药物所的赵承嘏（及药物所五十年代的研究生如邹岗）、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王应睐（及曹天钦、邹承鲁、王德宝、钮经义等）、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的朱冼、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殷宏章及沈善炯等、上海脑所的张香桐…，个个是科学精英。在他们得到环境允许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是科学卓越。
1949年至1976年，如果中国广义的生命科学有五大贡献，可能是：胰岛素合成、吗啡作用位点、青蒿素、杂交水稻、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
这五个代表性研究分别发生在：上海生化所、上海药物所、北京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湖南和海南、哈尔滨。
也就是说，精英主导的上海生命科学，产生了27年中五个代表性重要成果的两个。
1990年代后，直到今天，就不是精英主导，而是庸才吃香。
中国的科学，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巨大的出国潮的冲击。
在数理化，因为老科学家的把关，1990年代后回国的科学家有质量保证。中国近四十年在这些学科有一批年轻人成长为精英科学家。
但是，在生命科学，因为1953年的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而诞生的分子生物学、1973年重组DNA技术发明而诞生的现代生物技术，都不巧地发生在我国于世界科学相当隔阂的时期。这一隔阂，导致老科学家不容易把握年轻科学家的质量。
以北京大学陈章良为代表的一些回国青年，首先冲击了中国生命科学的质量。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裴钢为代表的一些人，虽然继续科学研究，但质量远非继承以前精英化的传统。
这一批人中出现一些人在中国掌握大量权力，包括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
在非精英主导的情况下，有很多人掌握权力之后，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是本位主义、甚至个人利益膨胀。即使在国家感到科技被外国卡脖子之后，还有很多主导中国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的人，不改弦更张，而是继续以平庸浪费国家经费。
在非精英主导的情况下，后代青年追求科学卓越的动力不高，而追求江湖利益的动力极高。当道的庸才公开叫人听他们的、跟他们站队，有时造成大量时间和资源浪费。庸才在中国生命科学当道，当然压制精英，不提倡年轻科学家成为精英，而首先要求成为他们的江湖甚至帮派的一部分。
在非精英主导的情况下，出现大批青年专攻学术期刊，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专门投期刊编辑所好，而不是追求科学卓越、发现重要。与以前发英文文章都不知道怎么发不同，现在很多人会发文章，但目标却不健康，至少不是中国广大纳税人的目标。中国人民日益增多的科研经费投入，是为了对人类科学、对中国发展有意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不是为了谁在某个期刊显现后获得江湖的头衔。
在非精英主导的情况下，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有些人面对违反基本科学规律的所谓发现、对可能造假的药物，都不敢发言。甚至有些人只有江湖，没有是非，不顾基本科学事实，没有基本科学诚信可言。
在非精英主导的情况下，本来是科学精英的如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对自己不相信的科学发现，在应该批评的场合，居然不发言。甚至自己也放弃精英态度，追求科学研究的相关利益，在其主导国家脑计划时并不积极广泛支持全国的优秀力量、优秀青年，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全职回到上海，蒲慕明和他的神经所管国家经费的人员都视而不见，我没有办法只能提意见纠正。而蒲等积极通过不需要公开指南的机制指定经费给自己的单位，被我在委员会强烈要求不能第一年就给五项经费（委员会砍成了两项）。让自己毫无猴研究经验的学生成为高强度猴研究经费的领衔专家，肯定不是精英态度，而是融入了江湖文化。年轻人敢于在委员会面前声称:我没有研究过猴，所以具有领导猴研究的优势。这种态度，当然不是精英态度，精英是认为自己做的好、有经验才能领导科研项目。这样的例子可见与精英态度相反的文化如何毒害精英和本来有潜力成为精英的年轻人。
如果坚持卓越、坚持精英，中国脑计划才不会成为二十年来我见过的最差科学计划。
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生命科学界，不是精英多了，而是精英太少，坚持精英态度的人更少。
庸才和江湖文化互相促进，导致中国人民投入科研的经费没有得到合适发挥。
在科学界，在中国生命科学界，应该提倡追求卓越。
让更多的中国青年科研工作者成为世界的科学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