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位科学家在公开场合说我回国之前在其任职单位、不知道做过什么，可能就是打酱油。
在2007年回国之前（和之后），我兼职过一些单位，可能兼职还比较多、些许参与的更多。
经常打酱油的原因有两个：一些人知道我工作认真负责，所以有时找我帮忙。二是我“能主能辅”，辅助的时候不喧宾夺主，不讲究是谁的单位、谁的作用最大，但起到恰如其分的、有效的（偶尔某些事情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一般人不熟悉我少谈自己做过的事情，对正在做的事情基本是一言不发，而以为我发文字多就是什么都说了，没说的就是没做。实际接近相反，一般我做了的不太多说。不做的，特别是看到有人故意做坏事的，我会批评。我提倡的，没有得到支持或落实的，说的多一些。
一般来说，我打酱油时有四个方面的工作（有些单位，我这四方面都参与，有些只参与了一方面、或半方面）：
1）组织构架。
早期，有些机构的研究职称体系是我设计的。例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中文职称是资深研究员、高级研究员、研究员，对应的英文是Investigator, Associate Investigator and Assistant Investigator。合同就是中英文都明确。这种职称，英文对应于外国的，中文对应于国内的。让研究员在国外不被夸大，在国内不吃亏，但更是督促研究人员需要严肃对待科学事业。
当时国外博士后回国，到中国的科学院就是正研究员，在中国的大学很多就是正教授。这样一步到位之后很难进行有后果的评审，很多人回国后把科学当成江湖，从事科学研究不够认真。
评审体制需要有相应的外在标志，让所有研究人员知道，自律很好，不自律也不行，会被体系评审所显示。
今天，还有很多早有条件改的单位没有改，单位只知道扩大，不给予提高质量的体系要求。
2）给予脊梁（spine）。
我参与很多新机构的建立，有些从旁协助、有些辅助、有些主持。
新的机构，一般很容易有外界的压力，特别是经费来源方面的压力，有时是机构、有时是个人。
有些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应该执行，有些不是很合理，有些很不合理。我给新机构（特别是初期的领导和行政）非常清晰的信息，合理的执行，有商量余地的也商量，不合理的坚决不执行。
可能很多新领导有这样的自信，这时我提供的是从旁支持，外来矛盾可能指向我，而帮助新机构领导规避一些矛盾。
有些机构可能需要我直接参与说明，或某种方式的婉转表达，使有些机构工作能够较好地坚持。
有些单位、有些时候，如果没有我的坚决态度，恐怕早就放弃应该坚持的。
3）给予保护。
新机构改革较多，有时还可能得到的资源较多，会有外界的批评。
这些批评，落到年轻研究员身上，可能压力较大。
因为我经常从原则上在科学和教育界批评教育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可以起到新机构门口放一只老虎的作用，其他人不敢轻易欺负新机构年轻研究员。
这种作用，对于年轻研究员按学术规律坚持科学研究，有时有些作用。当然，不一定都会体会到。
一般研究机构年轻人经常被各种不那么合理、不那么规范、不那么学术的江湖所影响。一些起步基础很好的人，久而久之因此也染上江湖习气而浑然不知。
比较这些单位，可能有一个因素是少了一只老虎做门卫。
4）提倡乐趣。
多年来，绝大多数华人认为科学是进阶途径或谋生的手段，我比较长期给学生讲科学的乐趣、研究的好玩。
当然，有些人功成名就之后也会这样说，但在成长期这样说和真正让学生体会科学乐趣的华人应该占少数，有些单位和时期甚至是极少数。我在一些单位，包括兼职的机构，特别是新建的机构，对于学生的影响可能首先是这方面。
我打酱油的机构，如果主要领导不欢迎，都会知趣地减少参与或退出。最后取决于其核心领导和研究人员。酱油的作用，有时起到了，而且效果很好，有时酱油作用非常有限。
很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单位的文字，还留有我当年写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有关研究生的文字、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关研究生的文字，当年只有我会有那几句话，今天可能一般机构也不那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