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差

 

自己语文不好是事实。

词不达意的时候不少。

读我文章而觉得头痛的人也多。

最近,回国不到两年的儿子常指出我发音错误,现在我的英文中文都不如他。

 

可以想到不少原因。

 

先天不足:南方人,发音不准,特别是没有高考的时代,老师教错而不以为然是常事,一个学校不同老师发音就不能统一。

 

启蒙时,依稀记得是在家里母亲带着,看图识字。小方块,一面是图,一面是字。

 

不久就自学: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也有图片。懵懵懂懂胡乱认字。我很不明白“毛主席”和“毛泽东”的关系,有一阵以为一个是侧面、一个是正面:从有限的几个画面来推断,相当不靠谱。我现在还记得图文并茂的大字报描绘“李文忠抢救红卫兵”的故事(写文章时检索发现是1967年,我5、6岁时发生的)。不过,这样的“教学”,自然无质量保障。

 

小学在农村开始,省了一年级,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前面两年,两个年级在同一个班上课,老师一半时间教一个年级。我记得,毛主席“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的第一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句话对小学二年级的人来说,相当难懂。老师看大多数小孩不能分解长句,就解释说第一个“共产党”是毛主席。我那时大概也将信将疑,才记了一辈子。所以,不仅发音没有学好,句法也没学好。

 

四年级老师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识青年”,就是中学生。有时当地选拔一些做小学老师。老师把课本《红灯记》中的台词“掌柜的,给我来碗粥”念成了“掌权的”。我们那时小孩记得《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每一句台词。自从他出了这个错以后,我有时不放心会问同学的哥哥,看他是否还出错。小学老师后来和我同一年上(不同的)大学。

 

到南昌后,继续念小学和中学。每个学期课本发下来的时间越来越晚,到后来,学期要结束了,课本还没发下来,上了一学期的课基本就没书。

 

我念五年级的时候,正值全国媒体宣传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黄帅同学反潮流,做我们学习榜样。我那时也是五年级二班,很容易记。我们班也有一个同学写了小字报反校长,不过老师巧妙地通过其他同学对付他,他的造反事件影响没出我们班。(注:大字报是毛笔写的,大张贴墙上;小字报是钢笔、圆珠笔写的,一般作业本撕一页就可以)。

 

课外能买的书不多。自己有时向亲友借书,后来书店可以借书,除了《西游记》少年儿童版读起来津津有味,很多书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实在超出少年儿童的理解能力。

 

在南昌时,最好看的书在私人摆的地摊上,当时是禁书,其实是文革前出版的故事书,包括《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一分钱、两分钱租看一本。不知道为什么,很少问家长要钱看书,其实要了,很可能会给。也许当时以为看禁书是坏事,不敢说。所以我们好些同学是在别人旁边挤得一点机会:在付钱租的人旁边凑个脑袋读。地摊一般没有凳子,坐在小砖头上。摊主可以赶走揩油的人,而租书的人不一定是自己的朋友,你想多看,人家不一定照顾你,这样练就了一些速读高手,小学同学罗飞就是一个。他比我们读得快,所以能看很多书。他这样看书,可能对眼睛也有影响,就不说了。他后来念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书可是地摊上练出来的。

 

地摊读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不可能查字典。所以很多字的发音,我们从来是自己临时给自己糊弄的。有些和正确发音差了十万八千里。地摊读书有时来不及,句子看不全,人家就翻页了,所以要能自己填充漏掉的内容。很多摊主存书不全,连续的图书缺了一些,也要自己想象。

 

5年级时,同学程九逸的母亲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给我们讲《水浒》。她是我们最高级的语文老师,虽然那不是她的专业。我们几个高兴得不得了。九逸的父亲是清华毕业生,那时夫妻下放到江西两个不同的农村,而留九逸兄弟俩在南昌和外婆共很小的房子,一家4口居分三地。高材大学生落魄时期却给我们几个小孩带来很大的乐趣。九逸兄弟俩后来回上海陪爷爷并完成中学学业,大学都学数学,后在美国加州硅谷。他们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她把《水浒》中儿童不宜的都删节了。我现在一想到《水浒》人物,发音都是她的湖南话。

 

就我这样,当时还不算最差的。在南昌北湖小学,我们5个同学(九逸、罗飞、万智华、陈俊益),给班上、年级、学校出墙报(后来全班男生就这5人继续高等教育)。我们也凑“批林批孔”的稿件:5年级的人,哪有能耐批孔子,不过是从报纸上东拼西凑。对于我们来说,出墙报是课后娱乐,常常忘记了回家晚饭,几个人胡思乱想,设计有文有图的墙报。九逸的字非常漂亮、飞飞和俊益的画好、智华笑话多,我无一特长,是典型的滥竽充数。写人云亦云的批判稿,对语文能力可能只能误导。

 

在南昌十中,我做过几年语文课代表(回想起来,有讽刺意味,那时我站在前台带全班朗读时,几年如一日害羞得直不起腰来)。记忆较深的是有一次把同学们不太喜欢的班长写到作文中去,开了一个同学懂、老师不懂的玩笑,老师当众读时引起哄堂大笑,老师莫名其妙,有几天我很怕万一同学告发,这两年自己给老师坦白了。

 

大约76到77年间,突然流行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不能通过当时的出版检查,只能退而使用几百年/上千年前的模式:手抄。我们班的同学还真手抄了,记不清楚我是否手抄,但肯定是读了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我记得反感里面堆砌“上校、将军”之类唬人的冠词(非要给科学家苏冠兰安个军衔)。这种书质量不能算好,但当时却算上乘。不过,既然是手抄,我们也不能怪原作者,不知道转抄过程中多少人自己加了什么内容。不能奢望这样的作品把学生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多。

 

得知恢复高考时,对我们78级高中毕业生来说,还有9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要把全部中学(和部分小学)的内容补齐,也就顾不得许多。还是很多不会的,囫囵吞枣。我曾经试图用英文给九逸写信,请他在上海买南昌买不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言不达意,已经有的却成了让他买的,结果重复买了已有的三本,而没有的好多本还是阙如。从来没有过整套复习材料。我高考语文五十多分。

 

上大学后念书,要读的东西多,自己乱读,还有以前地摊上遗留下来的不良习惯,很少查字典,也不能让语文有什么长进。

 

出国后,英文第一,而我同时容纳两种语言的能力比较差,不像有的人两种语言都好。我一努力英文,中文就差。结果,不仅中文发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句法更差。很多中文是英文的句法,特别绕口。读过我文章的人见到我,话还没出口,我就习以为常知道他们要说我的文章不好读,其实就是用英文的语法、句型写南方人的口语。如果没有耐心反复读我一些句子,不考虑所有的定语、从句等限制,我说的意思和有些读者理解的意思,会出现差别。

 

如果要读语气、读感情(是否尊重…),我的语文,问题就更大:生硬而僵化。

 

回国后,英文不能天天听到,英文又出问题。

 

语文,还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种语言能力不好的人来说。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