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学术机构要进步就要改革。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改革，并非群众运动，而是有识之士有先见之明，突破成规，带领大家前进，即使开始并不是大家都同时理解同样的程度。
简单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大学或科研机构，如果只是维持现状，在全世界其他单位也都维持现状时可以不改革。如果需要相对进步，从平庸成为优秀、从优秀成为领先，就必须改革。如果其他单位改革，那么即使是维持原地位，也必须改革。。
作者的母校旧金山加州大学，从平淡无奇的地方医学院成为全世界顶尖的医学院，其改革含优秀科学家集体幕后扳倒代表百分之九十平庸老师的校长的一环，之后急剧上升，第一个十年就出现三个相当于或超过诺贝尔奖的工作，并顺带有了以后美国科学院院长、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去哈佛医学院创立崭新学科的系主任，以及遍布全球生物医学界的学生】
四十年来，我国进行了很多改革，很多人为之奋斗，带来我国进步；
近十几年，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希望通过更多努力，迈向世界前列。
但是，还有很多不改革的习俗、反改革的情况，阻碍我国发展。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多少个单位、多少人敢于担当真正改革？多少单位、多少人不敢担当而无作为？多少单位、多少人不仅不改革，还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具体到一项在北大清华积累成功经验的非升即走的教授预聘制，在我国很多单位为什么会走调？为什么还有大学和研究机构以这样体制之名，大量近亲繁殖，在不同方面不改革、或反改革？
温故而知新
有时，不仅要回顾我国的改革，也不妨了解国外高校的改革历程。
对我自己成长最有意义的母校，是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在我读书的1985至1991年，它的科学研究在生物医学全方位领先世界，其研究生教育也领先世界，其教授后来出任美国科学界领袖而影响全美、进而影响世界。
但我们这些受益颇多的学生，其实不了解母校发展的艰难，坐享其成。
其部分原因是我们作为学生而不了解实情，部分是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习惯：不公开谈矛盾，至少事件之前后多年不谈。所以，很多细节、甚至关键点，不仅学生不知道，大多数老师也知之甚少。没几个人知道，从一个在1960年代还平淡无奇的地方医学院成为1980年代全世界顶尖的医学院，其改革的真正幕后过程。
2011年，UCSF的药理系前系主任、著名细胞生物学家Henry Bourne（柏昂）出版了一本书，通过访谈和查资料，复原了UCSF改革关键时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内外的因素
UCSF改革有内部和外部因素。
美国在二战后的科学崛起，是一大外部因素。美国在二战之前的科学一般，虽然有上升，但与欧洲相距甚远。二战后，人才济济、资源丰富。苏联卫星上天更是刺激了美国发展科学。伴随着这样的发展，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经费投入与日俱增，凡是研究强的医学院，经费和人才多，发展就快。不改进研究，就会落后。
1965年，加州成为美国经济第一大洲。
旧金山从小村落成为大都会，需要高质量医疗支撑，高质量医院需要高质量医学院，只教学和医疗缺乏研究的医学院一般不可能成为领先医学院，所以当地的需求也是医学院改革的压力。
医学院内部逐渐有了新一代的优秀研究型医生、教授后，内部也产生求变的动力。
是顺应压力动力，成为世界领先？还是自娱自乐，继续固守成规？这是1950-1960年代美国很多大学、医学院面临的选择。
经过这一时期，奠定了美国今天大多数大学、医学院的地位。
美国大学经历的那个时期，对今天中国大学和医学院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如果要学习美国的大学，可能更多应该了解美国大学的过去。而今天美国大学的校领导大多数不仅对改革知之甚少、而且经常是可以用一般教授替代也不会有显著差别。
大学与城市
加州大学有多个分校区。总校在UC Berkeley，UCSF本身起源为其医学系，后来是其医学院。其基础系科到1958年从伯克利搬到旧金山，名字才从加州大学医学院改成旧金山加州大学，成为加州大学独立的一个校区，虽然这个校区与其他的不同，没有本科，只有研究生水平的医学院、药学院、以及牙科和护理学院等。
伯克利早已在科学上举世瞩目，到1960年代已经有6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8位化学诺奖得主，而UCSF在科学上无所建树，名声中不溜秋，属于培养当地医生的地方院校。
UCSF的分校长及其领导班子，以及大多数（柏昂估计90%以上的）老师，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彼时，旧金山已经不是1840年代淘金而诞生的敢于冒险的穷人的集聚地，而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发展的国际大都会。世界著名的大学伯克利和斯坦福都在其郊区，硅谷更是在其后院成长起来，其医学院落后于社会需要。
改革者们
柏昂总结，掀起UCSF改革的是几位教授和系主任、研究所所长：Izzy S. Edelman（爱德曼，1920-2004）、Richard J. Havel（哈沃，1925-2016）、Julius H. Comroe（康罗，1911-1984）、Lloyd H. Smith（史密斯，1924-2018）。到UCSF工作最早的是爱德曼，年龄最大的是康罗。最初起事的是爱德曼，领头改革的是康罗。
四位改革者都对美国东部有微词而到旧金山，从学霸群立的学界高峰到有较大发展空间的新地方。而彼时刚普及的喷气飞机，将缩短美国西海岸与东海岸的距离。
爱德曼是纽约的犹太人，但自1920至1950年代，他饱受美国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其成绩名列前茅却只有一个农业州（印第安那）的医学院录取，其实习、医院工作期间也如此。原子能委员会居然认为他是安全隐患而不让他到用同位素的伯克利的著名实验室做博士后。他不得已而到不需要通过“安全要求”的哈佛。爱德曼的研究做的很好，但1952年找工作也不顺利。作为白人的柏昂认为反犹是因素，爱德曼本人认为不是。正如很多华人不知道、不愿承认被歧视一样，很多白人明显知道华人受歧视了，华人自己也不承认。最后，他也只获得UCSF一个工作，且经费和实验室都很差（没有实验台、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开关的地下室）。他在UCSF的研究做得很好，以后于1978年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任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主任，在那提拔支持了当时32岁的Richard Axel（2004年诺奖得主）等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建该系为分子生物学的高峰。
哈沃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做的博士后，在那里改进了定量超速离心方法，对研究脂蛋白很重要，其1955年论文被引用超过1万次。1956年，他告别NIH，带着到西海岸创新天地的心态加入UCSF。
康罗的父兄都是毕业于老牌的宾州大学及其享有盛誉的医学院的医生。他的哥哥是写过经典教科书的著名风湿病专家(英文“风湿病学家”就是他哥哥创造的)。康罗本科和医学院都是第一名毕业。因为做外科手术时一只眼睛被感染，不得不摘除后放弃外科而改做研究，25岁开始做研究，一生发表两百多篇论文。1936年至1938年，他的研究确定了颈动脉体和主动脉窦的化学感受器，虽然澄清了围绕最初发现者、比利时的Corneille Heymans诺奖工作的一些争议。
但是，康罗做了十年助理教授还没有晋升，他不高兴而加入了新成立的宾州大学“医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出任其生理和药理系主任，当时他35岁。1955年，他主编了以肺的生理和肺功能为主要内容的书《肺》，这本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作为呼吸科医生而做研究的我父亲有一本英文版。康罗还推动用新的方法给医学生教基础医学的课程。宾州大学正规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生理系的主任于1950年去世，这时很有资格出任医学院系主任的康罗却遭人反对，而且宾州大学好像也不准备支持其医学研究生院了。
1956年，45岁的康罗不满宾州大学而看其他可能性。UCSF请他出任药理系主任，他看不上原有的药理系而不同意出任系主任。在去旧金山机场乘飞机回费城的路上，陪同他的药理系招聘委员会成员也同时是新成立的心血管研究所所长（CVRI）招聘委员会成员，请他建议所长人选。康罗回答：“我”。虽然他研究肺，而不是心血管，他说血液在全身流动。
以CVRI所长身份加入UCSF的康罗在UCSF继续了研究。例如1958年发现一氧化氮（NO）的作用，这是1978年Robert Furchgott发现的血管内皮细胞衍生因子的前奏。1986年确定它是气体分子NO，Furchgott获1998年的诺奖。
康罗上任时要求研究所与系一样直接报告医学院院长，而不是给几个系主任报告。他决心要把CVRI建设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心血管研究所。我父亲1983年去UCSF就是加入CVRI的一个实验室，虽然导师也是生理系教授，但其主要关系都在CVRI，各种函件、手续也都是CVRI办的。
康罗的领袖作用，很快超出CVRI。他帮助UCSF招聘其他系主任，要求高水平的人、给予自主权和强支持，他也帮助招聘高水平的教授。对UCSF当时很弱的行政和办事效率，他直接批评。例如发现申请研究经费的过程拖拖拉拉，他统计了几个学校的数据，通过比较说服加州大学总校长批评旧金山分校。在全美的呼吸病学界、在全美医学界，康罗都发挥了重要影响。1963年至1969年，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医生必读生理学”系列文章。他推动了美国支持基础医学研究、美国医生参与科学研究。
史密斯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其后有很好的研究训练和经历。留在附属的麻省总医院（MGH）内科学系，主持内分泌科。38岁时，大内科主任去世，但没让他接班，他不高兴而看其他地方。
爱德曼和康罗都参与UCSF招聘史密斯的过程。他觉得1963年上任的医学院院长William O. Reinhardt有胆量，在去机场的路上就答应出任UCSF的内科学系。院长给什么他就接受什么，没有提更多条件，因为他预计医学院一定需要他这个最大的系成功，所以以后自然还会提供条件。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和对学校发展的预计都很准确。对于旧金山的弱点他清楚，对于其发展前景有信心。
落后挨打
1950年代的旧金山的医学院，显然远落后于旧金山的发展需求。
1950至1960年代，UCSF的分校长是一位热爱医学史的解剖教授。他和当时的大部分校领导、大部分师生员工一样没有意识到UCSF已落后于旧金山的发展，更不理解急起直追的紧迫性。
桑德斯（John B. de Saunders,1903-1991）出生于南非，自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学位，28岁（1931年）加入加州大学医学院解剖系，34岁成为医学史系主任，35岁成为解剖系主任，40岁成为图书馆长，1958年成为医学院院长，1964年成为独立的第一任分校长。桑德斯热爱历史，发表过科学史的文章。他爱书如命，利用做图书馆长的便利把学校的孤本带回自己家，死后才还给学校。桑德斯讲话温文尔雅，充满有历史深度的艺术和美感。但是，他做事慢吞吞，决策犹犹豫豫，对研究无动于衷，对学校进步没有很好的想法和办法。
对于美国医学院校的研究提高、研究经费增长的大势，桑德斯也持保守态度，担心研究经费太多了会影响教学和医疗。而事实上，不仅美国的医学研究经费正在飞速增长，而且UCSF的研究经费也将快速增加。
一个优雅的学者，可以做维持会的会长，前提是学校不需要有实质变化，任何人都可以当撞钟的和尚。
当改革是大势所趋的时候，优雅就是慢吞吞的代名词，就是改革过程的障碍。
万事俱备
除了旧金山发展的历史大势，加州大学的总校长也是改革的先锋。
科尔（Clark Kerr，1911-2003）先任伯克利的分校长，于1958年接任加州大学总校长。这位工业经济学家改革雷厉风行，建立多个新的分校，放权让分校有很大自主权。科尔在担任伯克利分校长期间要求每个系都要成为全美前六。
科尔让UCSF成为分校，并与伯克利脱离，把全部院系搬到旧金山，并为之建新大楼。这些大楼到1966年建成，是以后举世著名研究的主要场所。他主张UCSF提高研究质量，不仅培养学生和让医生在学校大楼里面行医。一旦认识到UCSF的研究在全美只有20左右，与他要求伯克利的前六有相当距离，他也不满。
他参与了对UCSF未来的关键决策，虽然以后因为加州州长里根代表的美国右翼回潮，而在1967年撤了科尔的总校长职位。1987年，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承认里根当时并不清楚科尔及伯克利的情况，但在右翼群情激奋的左右下，里根与之互相利用，里根用“清扫伯克利”为口号获得右翼选票，导致对加州大学功勋卓著的科尔校长成为右派民粹的牺牲品。
芝麻开门
史密斯上任内科系不到一个月，康罗自己不请自来。
康罗单刀直入：需要换掉桑德斯。
史密斯大惊失色。他不久前还与桑德斯谈过话，桑德斯给史密斯大谈“人类生态学”，虽然史密斯没有听懂。
康罗到UCSF之前，就有教授不满桑德斯。但桑德斯到后，请哈沃和爱德曼任CVRI副所长。聘请优秀科学家，大大提高NIH经费的申请和获得。康罗多次越过分校领导请总校长支持CVRI。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旧的规章制度，他也请总校长帮忙解决。
1962年，康罗报告总校长：如果不撤了桑德斯的医学院院长职位，我们好几位教授就要辞职了。1963年，医学院院长由Reinhardt接任。1964年，桑德斯成为分校长。不过，科尔认为这些变化因为康罗的报告，而是他自己去中心化放权的结果。
在经费使用、空间分配、教授聘任和晋升等方面，桑德斯的意见不同于康罗以及一些希望提升UCSF研究力量的教授、系主任，有时发生冲突。其中包括外科系主任Gil Goldman。桑德斯给Goldman家里电话，其女儿接到，但不肯转桑德斯的信息：要她父亲辞职。桑德斯只能亲自与Goldman交谈，但被怒火中烧的Goldman劝说后不敢要求后者辞职（Goldman的女儿嫁人后的名字为Diane Feinstein（范恩斯坦，），曾任旧金山市市长、几十年的美国参议员）。
柏昂找到了康罗留下的纸箱子，标为“桑德斯”。康罗从1961年起就经常给总校长写信，以致于柏昂感叹我不知道谁会给总校长写这么多信。留下的文档罗列了对桑德斯的抱怨及其解决办法，包括要换哪些人。到1963年，对桑德斯的不满有13条，写满了4页打字纸，包括：无能，不放权，教授见不到，无理延迟，不承认事实，判断和政策的错误，不听劝告，周围尽是唯唯诺诺之徒（yes men），对空间情况了解不够，未来发展计划、晋升、预算、招聘系主任不力，收集反对自己的教授的材料。这样的分校长对教授的时间造成巨大的浪费（说话冗长单调、避免大事）。总校长起初担心康罗是否太过分，后来认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很有才华。
1964年11月20日，康罗发起了给总校长的联名信，十人签名，包括医学院院长、外科和内科系主任，麻醉、药理、精神病系主任，爱德曼，心血管专家等。27日，总校长派代表与12位UCSF的代表谈话。后者提出UCSF现在是地方院校，需要提升。但如果不换分校长，他们都要离开UCSF。
科尔花了几个月了解UCSF的情况，包括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报告、加州大学之外的专家、UCSF与发起改革无关的其他教授、自己的医生等。
1965年1月，旧金山一些医生发起病人支持桑德斯，反对撤销其职位，理由是桑德斯建立了医学院与旧金山医生的良好合作。这些医生怂恿媒体报道。桑德斯认为要撤他职的人是“为了名誉、权力、预算”。反对他的人认为是为了解决学术医学中“平庸与卓越”的矛盾。
科尔感到支持撤桑德斯职为学术优秀的教授们，而可能多达90%的大多数教授并不支持撤桑德斯职。
实际上，支持桑德斯的大多数医生将被历史所影响。1965年，美国政府开始老年人的医疗保险Medicare和给穷人的Medicaid。这些保险支持了老年人和穷人的医疗，这样的政策给医学院附属医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原来付不起医疗费用的病人，成为了医院主要收费来源。原来对医学院有很大影响的临床医生，依赖从富有的病人收费。来源改变后，医院收费、医学院经济来源对这些医生的依赖将大大降低。
但科尔考虑的时候，医疗保险带来的经费格局变化还没有成为因素。科尔等到6、7月下决心，是为UCSF追求卓越。
风起云涌
换了分校长后，学校的目标显然是研究卓越。方针是支持学术优秀的教授、吸引全国的优秀研究人才、大力申请国家研究经费。
几个主要系主任招聘强调学术。基础系科加强，临床系科强调研究。
经过几年的招聘，最后是史密斯的努力，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William Rutter终于同意，并在1969年全职上任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主任。他不仅自己的研究非常出色，而且将UCSF快步带到分子生物学的世界前列。他先招聘NIH的研究员Gordon Tomkins，后者不仅研究出色，而且不喜欢行政但很乐意与其他教授交流学术，对年轻人有很好的学术咨询、学术熏陶，让年轻人和他一样沉浸在学术中。
三年中他们招聘了DNA化学专家Howard Goodman、细胞生物学家James Spudich、生物化学家John A Watson，分子生物学家Christine Guthrie。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追求优秀、也追求平权，所以有了第一位黑人教授和第一位女性教授。Tomkins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但可惜脑瘤早逝于1975年。
1971年上任的医学院院长（后来继续任分校长）Julius Krevans（1924-2015）领导UCSF 22年。他更强调研究。基础医学系科不仅做研究，而且要临床系科贡献经费。临床系科不仅给医学院经费支持基础研究，而且自己也要开展优质研究。基础系科也支持医学院出资临床研究需要的空间设施。
生物化学系继续一马当先。不仅它发展，而且帮助其他系科发展。微生物系不重视的Herbert Boyer，与生物化学系有良好互动，Rutter更是把Boyer聘到生化系。Boyer在为人不起眼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推进，最后于1973年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 Cohen共同发明了以Boyer研究的工具酶为基础的重组DNA技术（所谓“基因工程”由此诞生）。这一发明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发明，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技术发明。
微生物系的Mike Bishop和Harold Varmus研究癌症发病原理，于1977年证明病毒导致癌症的基因在动物体内有相应的内源基因。这一发现，于1989年获诺奖。它揭示了癌症发病的本质：基因突变。有些基因突变导致其功能增加而促进癌症，这些为癌基因。后来其他科学家发现有些基因平时抑制癌症（抑癌基因），突变后缺失抑制功能而导致癌症发生。
在1972年加入神经内科系的Stanley Prusiner，其后雄心勃勃地研究羊的罕见传染病，不顾各种困难和反对，于1982年提出朊病毒的概念：只要蛋白质，不含核酸，也可以导致传染病。其后继续遭到多方面反对，但逐渐被认为对人类有意义，类似一类人类传染病（如疯牛病）、而其发病机理说不定真的不用核酸。他获1997年诺奖。（我个人属于极少的，认为完全只用蛋白质传染疾病还没有被证明，但世界对他的认可显然不同于我的意见）。
也就是说，UCSF在改革后不到十年，有三个诺奖级的工作，其中未获诺奖的重组DNA技术是影响全人类的划时代的发明。
Boyer还在1976年与投资家Swanson合作，创办全世界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企业Genentech。这一企业有原创性的研究和发明，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重组DNA技术生产胰岛素的公司。成立四年后的1980年10月14日，它在华尔街上市IPO创造了到那时为止一天增加价值最高的世界历史记录。
UCSF一批教授、博士后、研究生以自己的技术和特长，创办或加入当时兴起的生物技术企业，带领了全世界的产业和经济发展。
根深叶茂
在早期飞速发展后，如果只追求光彩，后来就会有问题，甚至后继乏人。
UCSF树大根深是因为不断有新的、多方面的优秀科学家。
需要坚持改革、推广改革，经过以点带面的突破，促进一个一个系的改革，最后各个系科“你追我赶”地提高研究、改善教学，才能不断出现高质量的科学工作。
1976年生化系从普林斯顿大学挖了几位教授，以生化学家Bruce Alberts为首，包括分子生物学家Keith Yamamoto、细胞生物学家Marc Kirschner。后来还有其他大学来源的遗传学家Ira Herskowitz、细胞生物学家Peter Walter和几位结构生物学家。
Alberts不仅是研究DNA复制机理的权威，而且非常重视教育。他一方面帮助中学教育，一方面领衔主编《细胞的分子生物学》。1983年第一版之后，已经七次再版，仍然为Alberts及UCSF的老师所主导。它畅销全世界，成为生物学研究生和本科生首屈一指的教科书。一本上千页的教科书不仅教育全世界，也成为UCSF本身文化根的一部分。
在人才济济的UCSF，Kirschner以聪明绝顶为特征，其细胞周期的研究接近诺奖，每次学术报告好像昏昏欲睡的他，最后提的问题经常令人佩服。
Herskowitz、Yamamoto、Guthrie等不仅研究出色，而且讲课非常好。Herskowitz是我遇到过的讲课最好的老师，他的讲课调动学生思考，他的考题都很有趣。他在细菌和酵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都很重要。
生化系不仅自己发展，而且帮助其他系科发展。在Krevans时期，他曾经要求其他基础系科招聘教授必需有生化系的教授在其招聘委员会，以保证质量。
UCSF的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药理学、免疫学、生理学、解剖学等基础系科，逐渐改革后，都进步很快。
生化系的Peter Walter、药理系的Ron Vale和David Julius都做出了诺奖级的工作。Julius已经因为发现一类离子通道的功能而获2021年诺奖，Vale和Walter都已经获很多其他奖项，被普遍认为很可能获诺奖。
Alberts离开UCSF后，先后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Varmus离开UCSF后，担任多个生物医学机构的领导，包括全世界最大的NIH的院长，并领导NIH经费增加一倍。Kirschner后来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带着几个学生创建全世界第一个系统生物学系。
有卓越的研究、加上认真的教育，UCSF教育出来的学生遍布全世界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
（左边两位UCSF的博士后其博士学位来自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右边两位当时是UCSF的研究生。离开UCSF后，左二曾任教于斯坦福、哈佛，右一任教于加州理工）
2024年2月18日星期日
有关UCSF改革的书籍：
Bourne HR (2011) Paths to Innovation—discovering recombinant DNA, oncogenes, and prions in one medical school, over one dec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