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应该有多大投入？投入是否只是让研究人员发文章而经济上打水漂？
一个大国，当然需要支持没有经济计算的研究机构。
但是，其他机构，能够简单算的出来吗？
二十年前成立的北生所，定位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所。它最初确实是发科研论文，但是它招聘了优秀的科学家，而生命科学的基础与应用有时就隔一张纸，很容易跨越。北生所的研究员逐渐创立的多个企业。其中王晓东创立的百济神州Beigene，总共融资超过百亿美元，目前每年研发超过百亿人民币。这些经费大部分用在国内，雇员大部分在国内。所以它一年带来的经济活动和就业就超过了国家对它二十年的投入。
如果有一百个这样的研究所，中国的科学能不走到世界前列、它们能不大大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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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NIBS）由新加坡几位生物学家提议，后因为他们与北京市科委的人发生矛盾，2002年12月，科技部和北京市科委紧急邀请王晓东、邓兴旺、我等几人（好像是五人）到北京开会，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提出是否能够国际公开招聘，如何有可能成功。
当时正好是圣诞节附近，我们有些人是三天之内一个来回。
2003年，科技部在友谊宾馆主持国际招聘。有六位诺奖得主参与国际招聘委员会，有中国生命科学的主要代表参与招聘委员会，包括科学院、北大、北医、医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代表性单位。19人答辩，有几位是国家专门致信邀请的。当时能够答应全职回国的基本没有，这与今天中国招聘形势很不同。而且出现笑话：答辩人包括一位领域远离生命科学的学者，也包括一位博士后。估计是凡是申请的都被邀请答辩。最后请当时在Dallas的王晓东和耶鲁的邓兴旺出任联合所长。
2004年，NIBS开始运行。2004年11月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北生所的定位明确：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
在中国经济刚刚起飞，不是人人都意识到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定位基础研究的机构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说明我国从来有人有先见之明。
当时支持的是科技部、中组部和北京市。出面最多的是科技部，带来各种瞩目最多的是中组部，最后坚持最长的是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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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矛盾
早期科技部和北京市共同每年运营一亿，后来某个时候好像改成两亿。每个实验室年度200万。研究员收入30万，住房补贴80万。这些数字在当时都高。
因为只盯着经费，当时其他单位几乎全都不满意。那时的人不知道，妒忌和打压只会导致自己也不能改进。
北生所早期申请任何经费，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经费，都被投票否决，而杰出青年基金更是普遍被否决。
几年后，研究经费普遍提高。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到2010年代初期年度实际使用经费就达4亿，其他研究所也很快超过北生所。而实验室平均经费，估计2015年后科学院神经所超过北生所，而有了脑计划之后，估计近年神经所的实验室平均年度经费实际远高于北生所。
估计2015年后，北生所再也无人妒忌，因为经费已经落后。也就有后来的北生所寻求其研究员几乎全部加入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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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培养、支持
早期的几次招聘，是在美国，有时在机场附近，有时在某个学校。
应该说，招聘到的研究员，并不高于留在美国任教的华人青年科学家。
但是，北生所的机制，很快让一些青年研究员脱颖而出。十几年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过邵峰和张宏的基础研究、一篇文章介绍过李文辉及其肝炎病毒受体研究。现在看来，这些评价都没有错。只是中国科学界迄今还有很重的看杂志名称、不看领域推进的风气，所以虽然李文辉获得了“未来科学奖”，但他在中国体制内的各种认可很少。这只说明中国科学应该继续改革。
我后来不再介绍年轻人个人，因为有些人实事求是，或者与我理性讨论。有些人专门反对我的意见，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样我如果正面评价我待过的单位、或我自己专业的人，有时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就干脆不介绍了。
北生所的研究员，一旦入职，主要就是集中精力做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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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复制北生所，不太容易。推广北生所，却不太难。
经费上，科学院几乎全部生命科学的研究所都高于北生所。科学院有一百多个研究所，年度实际经费超过千亿。也就是一个研究所平均十亿。当然，生命科学的研究所可能不到，但一般也不低于北生所实到经费。
而体制上，凡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所，都理解并不难执行北生所的体制，只是需要上级明确，并专门鼓励有积极认真深化改革、敢于担当的所长。
改革科学院的研究所，势在必行。因为自从有了国家实验室后，国家科技法上明确我国的科研机构有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大学等组成。国家实验室取代科学院成为第一。而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应用研究，大学是基础研究，那么科学院的研究所定位就分别与它们重叠。科学院如果不大力深化改革就比较难。科学院的生命科学方面的十几个研究所，在体制上推广北生所的模式，不难，只要有决心。
实际上，当年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带队，在北生所蹲点三个月后写了总结报告，准备用于推广。而中科院也在十几年前准备吸收北生所，但也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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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北生所的研究员参与创业。学生也有一些参与生物技术产业。
科学家参与创业，在美国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巨浪。
我的母校旧金山加州大学，其生物化学系教授Herbert Boyer不仅于1973年为重组DNA技术的共同发明人，而且1976年为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企业Genentech的共同创办人。
此后，哈佛、MIT、斯坦福、加州大学多个校区的教授纷纷参与创业，成为世界新型产业的一道风景线。少数科学家参与创业成功了，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健康福音，给当地带来了就业，给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多数科学家创业失败，有些积累了经验而东山再起，有些积累了教训而退避三舍。
北生所研究员参与的创业，最后也会有多种结局。但是总体还是顺应了历史而开启了科学家创业和参与产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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