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来，饶毅老师笔下的协和医学院-2024-深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

二十八年来，饶毅老师笔下的协和医学院

1）1996年《二十一世纪》4月：世纪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

2）1996年《二十一世纪》12月：《中国生理学杂志》：一本前沿研究学报‍

3）2001年《世纪中国》：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

4）2002年《二十一世纪》2月号：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

5）2013年9月16日《科学网》：80年前的协和医学院与世界科学前沿

6）2021年9月17日《饶议科学》：后八十年的协和不如前20年的协和

7）2022年《知识分子》世纪八佳：百年中国生命科学重要研究

8）2024年：《生物学概念与途径》第三章

1996年《二十一世纪》4月号总第34期102-107页

世纪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

1934年夏天，冯先生回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系主任林可胜给他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他自己这样的第一个实验室里，冯先生不再做师辈们的领域而开始自己探索新的领域和课题。神经肌接头是神经信息传到肌肉的关节点，神经肌接头的研究至今仍然是研究神经信号传递的重要范式。在30年代，有关领域还处于萌芽状态，冯先生很短时间就发现了神经肌接头电生理的新特性。从1936年到1941年，他领导的实验室，共发表了26篇论文，可以说是丰收。他们部分工作为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化学传递学说提供了证据、有些实验直接补充或推广了英国药理学家戴尔（Henry H. Dale）的理论（戴尔后因化学传递获诺贝尔奖）。同一时期，冯德培也发现了钙离子对神经肌接头信号传递的重要作用，提出钙影响神经递质释放的见解，接近英国生理学家克茨（Bernard Katz）的结论，克茨后来因为一系列对神经肌接头递质释放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冯德培实验室在协和的另一重要发现是观察到强直后增强效应（PTP），这是突触可塑性的第一次发现，是神经系统可塑性的重要发现，到80年代后突触可塑性又成为热点。冯德培第一次发现突触可塑性的纪录，为哥仑比亚大学的肯德尔（Eric Kandel）大型系列书籍《生理学手册》所载。

冯先生和同事们在科学领域中不断取得成果时，被日本侵华战争所中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属于美国的协和医学院也不能继续平静。冯先生的老师林可胜几年前就开始投入抗日的医疗救护，而本来坚持让冯先生继续一段研究。到1941年，冯德培也离开北平先到内迁重庆的上海医学院人生理教授，抗战结束时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兼代理主任，那是因为林可胜支持年轻人出任。

....

1996年《二十一世纪》12月号，103页

中国生理学与医学发展侧影

《中国生理学杂志》：一本前沿研究学报

饶毅

最近接触到早已发黄的老杂志《中国生理学杂志》，浏览其中的作者和文章，心中生出许多感慨。记录这本杂志的盛衰，以及它和协和医学院的密切关系，也许对史学家日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生物学和医学的起步不无参考作用。

《中国生理学杂志》於1927年创刊，至1950年停刊，其间共出版了17卷：1927至1940年出第1至15卷。1941到1948年合出第16卷，1949和1950年合出第17卷。这出版情况，简单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40年代的剧烈动荡。在当年，这本杂志对中国的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是很重要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两种在那一时期由中国出版而又在国际上发行的生物医学杂志，一是《中华医学杂志》，另一就是全部17卷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了。

《中华医学杂志）由在华传教士医学会出版，创刊年代早於《中国生理学杂志》，内容则以临床医学为主。最常见的文章是病例报告，这在当时自然很重要和有用。

至於1927年创刊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则是研究性的学报，它由林可胜、安尔（H. G．Earle）、伊博恩(B．E. Read)和吴宪等共同主编。他们四位，除安尔先在香港、后在上海以外，其他三位都任教於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创办的学校，与大部分西方在中国办的学校有一个不同：它在早期虽然与教会有关，但後来却并非由教会资助或主办，而且特别注重研究工作。通过《中国生理学杂志》，我们可以立即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对中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因为杂志的三位创办者林可胜、伊博恩和吴宪分别为该院生理学系、药物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系主任。

杂志的内容包含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前医学甚至临床医学研究。这种覆盖面，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创办者一开始就不拘限於「生理学」一门学科有关。所以，有关生物化学、药理学、营养学、病理学、生理心理学、药物学等的讨论从开始就在杂志中出现；一些与临床医学有关又有实验研究的课题，也常被刊载。事实上，该杂志兼容了当时的实验生物学和实验医学两个领域中大部分学科。

这本杂志刊载的文章均以英文发表兼附中文摘要，水平极高，某些方面更达世界一流水平，这是以後好些同类中文刊物不能相比的。举例来说，生物化学家吴宪和他的同事（包括吴夫人严彩韵）自20年代起所发表的一系列蛋白质变性的文章，对这领域有重要贡献，这些文章除了两篇在日本和美国生物化学杂志发表外，其他就都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此外，林可胜的学生，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①自30年代中起，在这本杂志上连续发表了26篇有关神经肌接头的论文，推动了神经生物学在三个方面的前沿研究。因此。当时在澳大利亚、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生理学家埃科斯（J. Eccles）就常常等着看《中国生理杂志》，为的是要知道冯德培有甚麽新的研究成果发表。

这本杂志所形成的风格，所建立的标准，对中国实验生物学和实验医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它的编辑和作者分布於生物学和医学各个领域，例如林可胜是生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奠基者，他还创立了国防医学院（现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在他和《中国生理学杂志》培育下成长的年青学者冯德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开创者。和他同时的吴宪也有杰出的科学贡献（哈佛医学院的Folin-Wu学术报告厅就是以他命名），并直接培育了不少中国生物化学家。他的儿子吴瑞（Ray Wu）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吴瑞於80年代初组织的「分子生物学联合招考」（CUSBEA），又为培养新一代中国生物学家起了作用。

在临床医学科学家中，林巧稚早期随伊博恩做过麻醉药物作用的研究，成果亦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她以後在妇产科的贡献，已为人熟知。内科学的张孝骞毕业於湘雅医学院，受过良好医学教育，对中国消化内科学的发展曾有重要贡献。他在协和的科学研究训练以及为《中国生理学杂志》之类刊物撰写论文的经验，对他成为医学科学家是有重大影响的。

《中国生理学杂志》后来变成两本刊物，一本是在台湾出版并沿用同一名称的杂志，另一本则是大陆从1952年起出版的《生理学杂志》，它翌年即被迫更名为《生理学报》，但在主编冯德培的坚持下，加上了一个小字号的副标题：继续《中国生理学杂志》。这两本刊物至今仍在出版，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保持原水平。

从《中国生理学杂志》的成长和遭遇，可以体会到中国科学发展的曲折和困难，但更可以见到它的顽强生命力。

注释

①饶毅：〈纪念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4月号，页102-107。

2001年《世纪中国》第一期

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

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科学院

饶毅

在关心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时，想到中国科学史，常常使人感慨。

这里想谈一位对中国近代科学(特别对是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发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的人：林可胜(Robert K. S. Lim)。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艺的人。林可胜又基本上不为中国大众所知道、甚至也几乎为中国生命科学界遗忘了。不久前，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得比尔(Vanderbilt)大学作学术报告时，遇到一位受过林可胜影响的美国教授，使我想提笔把这些年来从不同渠道得知的一些林可胜的故事记录下来。

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原籍福建厦门的新加坡华侨，据说曾是孙中山的医生，以后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林可胜生于1897，他在海外长大，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念医学院、并继而接受研究生教育获博士学位。他1924年回中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1949年赴美，先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任研究员，后在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Miles Lab)任实验室主任，1969年去世。

在1920年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都还在起步阶段，一般能把大学课程开好就很不错了，有小规模的研究中又有相当的是类似测中国人血红蛋白量或骨头长短一类的虽然重要但不非常原始。那样的背景下，林可胜是中国早期能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他在生理学和神经科学有很好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成立协和医学院，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并有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有外界条件是不够的，林可胜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努力也是他取得科学成就的重要因素。林可胜主要研究工作是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他在痛觉方面有一项研究是用实验方法区分外周镇痛药和中枢镇痛药。一般来说，痛觉是外周受刺激，传入中枢神经系统（最后到脑），有多种镇痛药，如人们熟知的吗啡和阿斯匹林，理论上，它们可以是在痛觉传道通路的多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起作用，但药理学家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区分镇痛药是在外周起作用、还是在中枢起作用，林可胜实验室设计和进行了第一个有效区分外周和中枢镇痛的实验，并证明阿斯匹林是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的。这些实验到去年仍被英国科学家维恩爵士(John Vane)称为镇痛研究的经典工作，而维恩本人是因为研究阿斯匹林镇痛机理而得1982年的诺贝尔奖。林可胜对科学有持之以恒的热爱，在他逝世的1969年，他还有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生理学年评》。

林可胜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是协和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当时协和待遇与西方相近，可以招到很好的教授。协和解剖系早期的系主任Edmund Cowdery 回美国后是我们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剖系主任，协和药理系曾招聘哈佛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因为哈佛医学生喜欢克来耶而抗议，使他没有离开哈佛去协和。这些都说明当时协和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当时协和多数系科由非中国人主持。林可胜成为协和第一位华裔系主任，是其能力服人的表现。1949年后林可胜呆了一段时间的高等研究所，当时正是有爱因斯坦等人的高潮期。1957年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聘请林可胜去创立研究部门和主持一个实验室时，不是因为林可胜是药理学家，实际上，林可胜是生理学家。我在范得比尔大学遇到的那位教授曾在1962年左右到林可胜实验室工作过一个暑假，他的感觉是，迈尔斯药厂因为对林可胜的研究水平和名声的信服而聘请他，林可胜可以自由选题，并不一定要研究药物。林可胜是迄今为止在权威的年评杂志系列发表过综述文章的人数不多的华裔之一。1942年，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5年，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期，华裔中其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有：物理学家吴健雄(1958)、数学家陈省身（1961)、应用数学家林家翘(1961)、物理学家李政道(1964)和杨振宁(1965)。这几位最早为国际科学界推崇的华裔科学家中，以林可胜在中国的工作为最长，实际上，他的事业有相当部分是在中国的。

因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和教育，林可胜对中国早期科技教育，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对科技教育界起了示范作用。因为林可胜的活跃，他在中国的工作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他对中国科技发展多方面起了很重要作用。林可胜创办了英文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在中国当时没有其它生命科学研究性杂志的情况下，这个杂志是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唯一杂志，范围覆盖了生命科学多个领域。主编这个杂志还有香港的安尔(H. G. Earle)、协和药理系主任伊博恩 (B. E. Read)和协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吴宪(协和第二位华裔系主任)。《中国生理学杂志》质量之高，在三、四十年代有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John Eccles, 196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翘首以盼的时期，是中文科学刊物史上突出的记录。可惜这样的记录在这个杂志分成在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杂志以后很难说再达到过这样的水平。林可胜也曾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1948年，林可胜作为中国生物医学的自然领袖，对中央研究院设立院士制度起了作用。

林可胜对中国的贡献超出科学范围。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他领导了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 1937年，林可胜在汉口组织了20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林可胜主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一万五千多医疗技术人员。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1941年后出任当时政府军队医疗系统的主要领导职位，包括军医署长。林可胜不只领导组织，还曾亲上缅甸前线救护。林可胜在战时的工作两度为美国颁奖：1943年获罗斯福总统授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r)、1946年获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林可胜在教育上为中国直接和间接培养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他和他的协和同事们，培养了中国最好的一批医生、医学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当时已有的医学院中，虽然还有几个较好的医学院，但协和是医学和研究并重的唯一学校，是中国学术医学的摇篮。以后中国大众比较知道的协和名医如妇产科的林巧稚曾跟随林可胜的同事伊博恩做过研究、内科的张孝骞从湘雅毕业后也在协和进修期间从事过研究、泌尿外科医生吴阶平是协和最后一届用英文开完全部课程的医学生。林可胜还直接培养了中国生命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部分的主要创立者冯德培。冯德培是因为全部在中国进行的科学研究成就，于198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四十年代中后期，林可胜指导以前做过自己学生的年青同事冯德培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1949年，大概是因为考虑到曾在政府和军队任职，林可胜离开了中国大陆。据冯德培后来告诉我，林可胜离开时大陆时，认为后继者冯德培应该可以留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中国科学，冯德培不负厚望，领导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以后衍生为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几个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所，长期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主要中心。协和医学院衍生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生命科学的主要支柱。抗战后，林可胜创办国防医学中心，成为以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和台湾的国防医学院。

林可胜离开中国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通过他以前的工作和教育还在产生，而且从他到美国后至去世以前，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发展。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在英文刊物上引用中国文章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邹冈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了吗啡镇痛的脑内作用部位，是领先于世界的一个工作。他们的论文先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的继续刊物《生理学报》上、后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林可胜大概一直在看中国的刊物，他在自己的英文文章里引用邹冈的文章，把中国的工作介绍给国际科学界，对于世界认可这项中国的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林可胜还是一位有趣的人。传说他讲课时可以用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据邹冈说，林可胜最早引起他未来妻子的注意是他画了她的像。作家林语堂在《八十自述》里回顾，在中国学潮时，林可胜曾给他庇护场所。在缅甸时，情况迫使下，林可胜自己还临时摸清了怎么开火车。我上面提到的美国教授对林可胜的优雅有很深印象。虽然他当时是跟林可胜学生物学研究，林可胜在暑假结束时却送了他一套数学书籍。

回顾林可胜这样一位对中国科学和社会有贡献、又有个人特点的人，使我们特别有兴趣。了解一些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也许可以使人们珍惜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高质量开端和科技教育界人士形成的良好的传统，从而更加改善科技教育界的风气，努力推动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资料来源

1.刊物：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Vol. 1-17;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The Pharmacologis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生理学报》。

2.以下人士的写作或交谈：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冯德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已故）， A. Goldstein(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系）， David Ong(Vanderbilt 大学生物化学系)，S. C. Wang(王世峻), 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邹冈(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已故)。

2002年《二十一世纪》2月号，83-93页.

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

－－历史演变和现状比较

饶毅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科学史的基础上，介绍一些近年研究的内容，肯定中国科学令人乐观的进步，并讨论可能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中国优秀论文总量仍不到世界的百分之一，低于中国经济在世界所占的百分比、也不能适应中国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科学的规模需要相当程度的扩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科技还存在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科学历史上的优秀例子

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状况可以近似地由发表论文的情况所反映。以下，本文主要从生命科学的研究来讨论中国科学的情况，一方面这是我有一定判断力的领域，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是科学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反映科学主流。讨论中国论文发表情况前，先谈两个背景：中国科学的历史情况，优秀科学和著名杂志的关系。

奠定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二、三十年代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林可胜 (Robert KS Lim)和生化系吴宪 (H Wu)。他们不仅自己研究出色，而且培养和带领了其他研究者。林可胜在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有优秀工作。1942年，他在中国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被世界科学界推崇的华裔科学家。1955年，他入籍美国后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华裔早期美国院士有：物理学家吴健雄(1958)、数学家陈省身（1961）、应用数学家林家翘(1962)、物理学家李政道(1964)和杨振宁(1965)。其中只有林可胜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做的。吴宪在生化和营养方面有出色的研究。他在哈佛留学期间对血糖分析方法有重要改进，回国后研究蛋白质变性达世界领先水平，他的妻子严彩韵和助手刘思职等参与这些工作。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者、先后在燕京和北大的李汝祺于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 (Thomas Morgan) 小组作研究生，他本人以及与摩尔根的杰出技术员布理基斯 (C. Bridges) 合作研究了染色体畸变对果蝇发育的影响，1927年他在第一期《遗传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确定了包括一个叫Notch的基因的致死期，而Notch至今仍然是发育遗传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对象。药理学家陈克恢(KK Chen)于1923到1925年在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短期工作。他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和研究麻黄素，其中对麻黄素的药理作用是他成名世界药理学界的工作。他的发现是中国药学家对世界的一个贡献：一般西方现在日常用的感冒药里都有他研究的药物成分，中药如此成功地成为西药的例子迄今还是很少的。1925年后他再到美国学医而获医学博士学位。以后，成为美国大药厂礼莱药厂的研究部主任和美国药理毒理学会理事长，而他最有名的工作还是他在协和做的。

......

2) Chen, K. K. (协和医学院陈克恢) and Schmidt, C. F. (1924). The action of ephedrine, the active principle of the Chinese drug Ma Huang. J. Pharmacol. Exp. Ther. 24:339-357.

3) Chen, K. K. (协和医学院陈克恢) and Schmidt, C. F. (1926). The action and clinical use of ephedrine. J. Am. Med. Assoc. 87:836-84.

14) Chang, H. C. (协和医学院内科张孝骞) (1931). Blood volume in hyperthyroidism. J. Clin. Invest. 10:475-487.

15) Chang, H. C. (协和医学院内科张孝骞) (1933). Gastric secretion in fever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J. Clin. Invest. 12:155-169.

57)汤飞凡，张晓楼，李一飞等(1956).沙眼病原研究：Ｉ．沙眼包涵体的研究．微生物学报 4:114.

58)汤飞凡，张晓楼，李一飞等(1956).沙眼病原研究：Ⅱ．猴体传染实验．微生物学报 4:15-23.

59)李一飞，卢宝兰，张晓楼，汤飞凡(1956).沙眼病原研究：Ⅲ．病毒分离试验．微生物学报 4:25-32.

60)汤飞凡，张晓楼，黄元桐等(1956).沙眼病原研究：Ⅳ．接种鸡胚、分离病毒．微生物学报 4:189-210.

61)汤飞凡，张晓楼，黄元桐等(1957).沙眼病原研究：Ⅴ．沙眼病毒分离技术的改进．中华医学杂志 43:8186.

83) Zhang, X. H., Zhao, J., Li, C. F., Gao, S., Qiu, C. C., Liu, P., Wu, G. Y., Qiang, B. Q., Lo, W. H. Y., and Shen, Y. (协和医科大学沈岩、强伯勤)(2001). DSPP mutation in dentinogenesis imperfecta Shields type II. Nature Genetics27:151-152.

90) 饶毅(1996).纪念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102－107页.

91) 吴阶平(1996).协和医学院的起源.《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104页.

92) 饶毅 (1996). 《中国生理学杂志》－一个优秀的研究期刊.《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103页.

95) 饶毅(2001).几被遗忘的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世纪中国》2001年第一期.

2013年9月16日《科学网》

80年前的协和医学院与世界科学前沿

1944年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Avery、MacLeod、McCarty的划时代研究论文中，引用了当时中国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工作。

Avery-MacLeod-McCarty引用了协和生物化学系刘思职和吴宪在《中国生理学杂志》文章描述的制备抗体的方法（Liu and Wu，1938）。经协和的老师帮助，查到刘思职和吴宪原文，其方法改进自周田与吴宪（Chow and Wu，1937）。

Avery实验室的Hobart Reimann 在美国开始研究肺炎球菌的转化（Reimann，1925），他到协和内科任副教授不久就继续发表同领域论文（Reimann，1929）。

当时研究肺炎在中国最突出的是谢和平（Richard Ho-Ping Sia）。谢和平的工作对肺炎研究起了实质推进。体外培养做转化实验时，需要加抗R的抗血清，而还在协和的时候谢和平就发现多种动物（如狗、猫、马）的血清一般都有抗R的特性（Sia, 1926），所以Dawson和Sia在1931做转化实验时都用了马血清（Dawson and Sia，1931）。在美进修期间，谢和平与Dawson发现转化的物质不是多糖。从最简单的理解，既然S类菌与R类菌表面多糖不同，那么能有转化能力的第一个候选物质就是多糖，而谢和平与Dawson发现S类的多糖加到R类的细菌并不能将R类变成S类，所以转化物质不是多糖本身（Sia and Dawson，1931）。

目前中文和英文都难以检索到谢和平的生平，而用Richard HP Sia能看到他发表过很多学术论文。1920和1930年代，谢和平在细菌研究方面有约三十篇英文论文，至少9篇为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JEM)，其数量恐怕多于1949年至2009年协和医学院全部JEM论文总和。在质量上，其肺炎球菌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侧面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

本文补充笔者自1996至2002年发表的涉及协和的5篇文章：

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2927.html）

补记：七十年前开始活跃的研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2926.html）

中国生理学与医学发展的侧影：《中国生理学杂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3076.html）

几倍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3847.html）

纪念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冯德培（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3233.html）

Chow BF and Wu H (1937) Isolation of immunologically pure antibody from the immune precipitate of type I pneumococcus.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1:139-154.

Dawson MH and Sia RHP (1931)In vitro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I. A technique for inducing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in vitro.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54:681-699.

Liu S and Wu H (1938) Mechanism of the recovery of antibody recovery from immune precipitate.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 13:449-462.

Reimann HA (1925) Variations in specificity and virulence ofPneumococci during growth in vitro.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41:587-600.

Reimann HA (1929) The reversion of R to SPneumococci.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49:237-249.

Sia RHP (1926) Presence of type specific pneumocco-opsonins in sera of animals naturally resistant to pneumococcus infection.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24:709-711.

Sia RHP and Dawson MH (1931)In vitro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II. The nature of the f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neumococcal typ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54: 701-710.

2021年9月17日《饶议科学》

后八十年的协和不如前20年的协和

成立于1917年，新楼落成于1921年的协和有三部分：

医疗、教学和科研。

协和的科研，最初二十年非常强。

而协和的后八十年，其科研不如前二十年，近四十年尤其离最初二十年很远。

其中原因很多。

前二十年，协和的条件远优于当时中国其他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

招聘的系主任和教授非常强，有多位世界一流的，并且在协和短暂的前十几年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

例如：

解剖系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对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考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物化学系的吴宪，对于蛋白质--特别是免疫球蛋白--的研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生理系的林可胜，及其学生冯德培，在消化道生理和神经生理做出了一流的研究；

微生物系的谢和平和内科的Hobart Reimann （1897-1986）在微生物方面研究很好，两人还曾涉及最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研究（虽然不是最关键的）；

药理系的陈克恢发现中药的化学组分麻黄素的药理作用。

协和最近庆祝时提到的从张孝骞、林巧稚等开始，而直到最近一年命名吴宪楼和可胜楼之前有意忽略了第一辈。其实他们都是这些人及其同事的学生。他们的科学研究传承于这些老师。

张孝骞、林巧稚等在医疗和教学有卓著的贡献。

但毋庸讳言，后来因为多种原因，他们在科研方面没有达到老师的水平。

协和科学研究衰败的原因有多个，资源大幅度降低、师资从分散到降低、体制和文化问题，是其中几个重要的因素。

五十年代，协和的经费急剧减少，师资被用于支援建设多个机构，包括北京的多个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天津的医学机构（如血液研究所）等。1960年，首都医科大学创立，也因为协和毕业生吴阶平教授的关键作用而间接受益于协和。最近，首医毕业生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而偿还了这一援助。

1950至1980年代，中国科学的经费主要在中国科学院，协和缺乏研究经费而受影响。

1990年代末，教育系统因为985计划、科学院因为“知识创新工程”得到不断增加的支持后，协和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支持，而协和的传统老科学家逐步全部凋零。

协和的科研经费似乎是最近（2017？）才有解决，而其空间本来就小，加上体制问题（包括近亲繁殖的文化问题），发展不如多所高校、科学院。

如果说1930年协和的基础医学的生物化学、生理学等超越全中国不仅基础医学，也远远超过全中国的生物系，恐怕没有异议。

但2020年的北大、清华生物系，在教授和科研质量上，恐怕与协和的类似学科交集很少（不是百分之百没有）（简单而言，协和基础医学方面的师资虽然与北大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在学科上类似，但一般来说，质量相差很大）。

经费、空间、体制、文化，都很重要。

这里举例一个焦点：医学院与医院的关系。

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长期的、体制性的分离，今天仍然是非常大的问题。有人可能因为医学院和医院的分离而权力大了，但全世界的历史证明医学院与医院的分离损害双方。

今天协和医院的研究，在多方面落后于中国很多医院，与1930年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全世界的医学院和医院的关系都需要妥善处理。美国的医学院和医院矛盾一般在一百年前处理好。协和的矛盾，也许不需要再等一百年？

卫生部给协和最好的礼物，不是参会和祝贺，而是顺应医学教育被世界和中国历史证明的：医院隶属于医学院。如果卫生部能够为中国医学教育带这个好头，各地还有一些医学院与医院的关系，可能也能迎刃而解。

如果那样做，卫生部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功莫大焉。

协和医院的英文名称一直是“协和医学院医院”，正如洛克菲勒大学的医院一直是“洛克菲勒大学医院”一样。

美国的医学院传统、资助协和与洛克菲勒医院的同一个基金会都是要求医院隶属于医学院。所以，协和医院也应该出于公心重新全面回归协和医学院。

关心协和者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不应该否认事实，因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新装故事重演，文章是愚蠢的小孩的话语，聪明的孩子不可能这么说。

关心协和与中国医学教育者似乎应该想如何解决问题。只有经费不够，再加空间也不够，体制和文化的改变，恐怕也不可避免，假设协和的未来一百年希望超越最初的二十年。

祝：团结起来的协和医学院及其医院再创辉煌。

2022年《知识分子》

世纪八佳：百年中国生命科学重要研究

在离二十世纪不是特别远的今天，记忆犹新而又有足够距离，可以比较安全地评价中国二十世纪的科学研究。

以研究本身的原创程度、比较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衡量对基础科学或医药农业应用的重要性、以及时间的考验来衡量，1900年至1999年的百年中生命科学的原创研究有八项特别突出。

1. 麻黄素药理作用 (协和医学院药理系陈克恢，1920年代)；

2. 蛋白质变性理论 (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吴宪，1920年代至1930年代)；

3. 沙眼病原的发现 (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同仁医院张晓楼，1950年代)；

4. 吗啡作用位点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邹冈、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1960年代)；

5. 胰岛素合成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钮经义、邹承鲁、龚岳亭、杜雨苍，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北京大学化学系邢其毅，1950年代至1960年代)；

6. 青蒿素的发现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1960年代至1970年代)；

7. 杂交水稻的发明 (湖南省安江农校袁隆平，1960年代至1970年代)；

8. 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作用的发现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1970年代)。

二十年协和

八项中两项出现在1949年前，皆出自协和医学院，事出有因：中国的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主要在1920年之后，最初二十年，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很少，协和接近一枝独秀。

1917年成立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不仅资金雄厚，而且高定位、高质量、高水平。它定位医疗、教育和科研齐头并进，无论是医院还是医学院都高质量建设，而高水平聘用人才是其关键。在协和之前，已有多所外资创立的医院或医学院，各有不同成效，但一般比较偏向实际，有些存在的时间较短。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了美国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教育，影响了全世界的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并因为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而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起了榜样和带头作用。

Edmund Cowdry

当年协和医学院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聘到水平较高的外籍教授。例如，创办协和解剖系、1917年至1921年的第一任系主任Edmund Cowdry (1888-1975)，后来曾任华盛顿大学解剖系主任。曾任教协和药理系两年的Carl Schmidt (1893-1988)，后为宾州大学药理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协和曾争取聘请哈佛大学的Otto Krayer (1899-1982)为其药理系主任，Krayer接受职位后，因为哈佛医学院学生集体上书请愿，哈佛挽留后他担任哈佛药理系主任。

林可胜

协和医学院的生理系主任林可胜(Robert KS Lim，1897-1969)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吴宪(Hsien Wu，1893-1959)，并称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之父也未尝不可。他们不仅自己的研究颇有成就，而且领导了学科建设、培养了多位优秀学生，影响全国。

林可胜是协和第一位华人系主任，他不仅参与协和内部管理，而且参与很多校外服务，更像传统的“之父”。林可胜的研究非常好，但有很多事务(包括抗战早期带医疗队上喜峰口)，所以他最好的研究是再次出国之后， 1960年代在美国做的区分吗啡和阿司匹林镇痛是在中枢还是在外周的巧妙实验。他的学生冯德培留英回国后，在协和坚持研究神经生理，研究神经肌接头的工作接近后来获诺奖的英国犹太科学家Bernard Katz (1911-2003)，但因二战而中断，研究未达到Katz最后的程度，Katz当时非常关心冯德培的研究进展，以后几十年也非常尊重冯德培。

协和的微生物方面，谢和平（Richard Ho-Ping Sia）和Hobart Reimann分别在美国和北平参加过肺炎球菌转化实验，这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医院Oswald Avery主导、最后Avery和学生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关键实验系列。

四十年承接

八项研究中，有两项工作相隔很长时间，目标也不同，但在概念上事后却可以看到关联。

吴宪从1924年起连续十几年研究蛋白质变性，从最初沿用其他人的错误理解 (水解)，到1931年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蛋白质变性的正确机理(蛋白质空间构象改变)。这一概念，早于美国著名化学家Linus Pauling (1901-1994) (Mirsky and Pauling，1936)。1995年，美国学术杂志《蛋白质进展》重印吴宪1931发表在中国杂志的论文，并附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蛋白质专家John Edsall (1902-2002)的简介，称：“吴宪是第一位把握天然和变性蛋白质分子根本关系的科学家” (Edsall，1995)。

在合成胰岛素的过程中，邹承鲁等在1961年报道可以将胰岛素的两条链分开，使之失去活性，之后又可以让A链和B链重组，成为有活性的胰岛素。1963年，蒋荣庆、杜雨仓、邹承鲁明确提出：“很可能胰岛素的高级结构即为其一级结构所决定”。

1966年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为作者的文章《从A链和B链重合成胰岛素》一文中再次提出，“完全由化学合成的胰岛素A链和B链可以通过二硫键结合而产生有生物活性的胰岛素结晶，提供了强烈证明，支持蛋白质空间结构很大程度由其一级结构所确定的概念”。

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Christian Anfinsen (1916-1995)于1961至1963年研究RNA酶的变性和复性，并提出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其中核心环节类似胰岛素是二硫键正确形成，而RNA酶是单链，比抗体、比双链的胰岛素都简单。这一工作的基本概念缘起吴宪，其最佳证明实际是我国合成胰岛素过程中邹承鲁领导的拆合工作、加上钮经义等的全合成工作。胰岛素双链拆合较RNA酶一条链的变性和复性工作更复杂，而全合成的胰岛素两条链有活性更是一级结构确定高级结构和功能的有力证明。所以吴宪、邹承鲁、钮经义的工作，无疑非常突出。

五十年上海

二战后林可胜在上海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壮志未酬。出国前他交代给冯德培。

Bernard Katz、冯德培

冯德培创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先加盟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后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在独立的上海生化研究所。原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后为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庄孝僡等研究发育和细胞生物学。加上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等。1950年到1990年，上海为我国生命科学的重镇。

王应睐

冯德培、王应睐、赵承嘏、庄孝僡、罗宗洛、张香桐等科学家，不仅在科研一线身体力行，而且培养和带领了下一代科学家。

邹冈是下一代科学家的代表之一。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进上海药物所读研究生，导师为兼职药物所的上海医学院教授张昌绍。邹冈也得益于生理所、药物所的生理学家、药理学家的教诲。他和张昌绍研究吗啡镇痛机理，反映了上海几个研究所的基础研究的氛围和水平。

胰岛素合成，当然更能说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生命科学整体研究力量和水平。

六十年找药

中国生命科学最先达到世界水平的工作是1920年代陈克恢和Carl Schmidt在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合作研究麻黄。陈克恢咨询了他中医的舅舅之后决定研究麻黄。陈克恢和Schmidt发现其中升高血压物质，分离得到的分子，他们意识到是日本科学家在19世纪已经分离同一个化合物并命名为ephedrine。但陈克恢和Schmidt发现了麻黄素的正确药理作用（类似肾上腺素)。陈克恢和Schmidt都只在中国工作两年就都去美国，陈克恢后来长期在美国礼来药厂工作，曾任美国药理毒理学会理事长。但他们推动起步的中国药物研究，泽被后世。

北平研究院的药物研究所赵承嘏(Tsan Quo Chou，1885-1966)在英国和瑞士经过有机化学和合成化学训练后，在瑞士药厂工作多年后回国，长期引领我国药物研究。1932年他创建的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长期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药物研究机构。药物化学专长的赵承嘏早期合作支持过药理学家陈克恢，到1940年代他合作支持了药理学家张昌绍。张昌绍回国后在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和上海医学院工作，他带领包括周廷冲等助手在内的课题组，与化学家赵承嘏、高怡生合作，从中药常山分离到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常山新碱等，有抗疟作用，可惜催吐的副作用太大而未得到广泛应用。张昌绍、赵承嘏等的工作超过同期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工作。

通过陈克恢、张昌绍等的研究，通过张昌绍等培养教育学生，中国建立了现代药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通过赵承嘏率先的药物研究和药物分子的化学合成，药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等机构，通过先辈科学家工作和直接培养，促进了我国药物研究体系，推广到全国如：北京的中医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北京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药理毒理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和沈阳的药科大学等。

屠呦呦等发现抗疟药青蒿素，对于疟疾的作用举世公认，这既是他们的努力，其路径类似于张昌绍1940年代研究常山，也是中国药物研究体系发展的一步。

在这一体系之外，张亭栋在1970年代发现三氧化二砷(砒霜)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与探索中药作用有关，但路径和标准还是现代科学。1980年代中期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王振义及其学生黄萌洱，在外国科学家发现13顺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基础上，使用全反型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得到更高成效。

应用与基础

我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初期，很多集中于药物、营养、传染病等有迫切应用需求的领域。

先后在湘雅和美国哈佛医学院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汤飞凡，1950年代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期间，与眼科医生合作，发现沙眼的病原体。这是我国在新冠病毒之前，第一次独立率先发现重要病原体。我国在病原体发现方面，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长期落后于日本。日本科学家在1900年前就在病原体和免疫方面都有诺奖程度的发现。我国长期只在不重要的病原体有些发现，而汤飞凡在1950年代的工作独树一帜，格外耀眼。在他之后很长时间，我国也很难有工作达到汤飞凡当时达到的程度。

虽然八项工作中，应用为目标的研究占六项之多。但是，我国也有基础研究。

协和一开始就有基础研究。冯德培先生的研究是基础研究的代表性工作，他对神经传导的规律、对神经可塑性等方面的研究，并无具体应用目标，而是基于好奇心。吴宪先生的工作，虽然有营养方面的应用研究，而抗体工作有关免疫，但其抗体研究有好奇心成分：什么是蛋白质沉淀的原因，什么是蛋白质变性的机理。

1960年代上海药物所的邹冈，虽然是研究吗啡镇痛，但并非改进吗啡的药物作用，也不能指导镇痛治疗方法，而主要是出于好奇心。

个人与集体

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从无到有，研究人员从少到多，达到国际优秀水平的高质量的原创研究，在百年中分布不均。

八项研究中，四项是个人主导的研究：陈克恢、吴宪、邹冈、张亭栋。既有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吴宪、邹冈)，也有应用导向的研究(陈克恢、张亭栋)。

两项是小规模合作。沙眼病原体是科学家汤飞凡与同仁医院临床医生张晓楼的合作，杂交水稻是袁隆平个人发起、逐渐扩大合作范围。

一项是国家组织下一个课题组为主的研究。青蒿素研究起源于国家规划，但主要是小课题组的工作。继余亚纲、顾国明提出的单子有青蒿之后，屠呦呦研究组验证青蒿有作用，而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进一步成功地分离提取青蒿素单体分子并证明其抗疟作用。虽然之后有很多人参与，但关键步骤是几个人的研究，并非大兵团作战。

胰岛素合成是参与人数较多的研究，有分工有合作。B链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合成，A链的合成由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合作，合成路线的确定和最终两条链的重组由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探索并成功。

袁隆平类似张亭栋：他们不在中国生命科学主流机构工作，而是自己发起、自己推动的原创研究。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张亭栋在哈尔滨，都不在研究机构，也与“主流”科学家交往很少。袁隆平因为老师介绍，与摩尔根实验室培养的鲍文奎先生有接触，而张亭栋在研究方面基本完全自学。他们的例子说明，在有适当学习和文献自学背景、有自己努力和严谨的情况下，生命科学并非百分之百依赖主流的支持。

生命科学研究以个人和小团队为主而能够成功，是由于学科性质所决定。迄今为止，大科学在生命科学效果有限，小规模仍然很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以大规模组织生命科学研究而失败的多个例子。在生命科学方面，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特别适合大规模合作研究，也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的个人和小课题组缺乏创造性和科研成效。

总结我国上世纪最佳研究，既有研究历史本身的意义，也可能对现实和未来有对照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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