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非升即走”/“职道制”:2023年全面推行“预聘—长聘制”改革

 

2024年11月7日的文章显示,高松上任之前的问题,完全不是“职道制”引起。而真正的职道制,中山大学是2023年才全面推行。

“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年引进8000多青年人才'是包括了学校6年内聘任的各个类型的所有人才,含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包括每年超过800名进站博士后)、实验技术员等各系列人员”。全世界没有一个学校把博士后、实验技术人员纳入“非升即走”/“职道制”/“预聘—长聘制”】

 

国内很多大学称tenure track为“预聘-长聘制”,俗称“非升即走”,我建议更准确的是“职道制”。‍

2024年11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对中山大学校长高松的访谈,其中涉及预聘-长聘制/非升即走/职道制。

引用原文如下:

“2022年5月,我到中大后的第一次春季工作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重点问题,就是本科教育改革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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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本科教育改革外,中大目前在推行的与国际接轨的“预聘—长聘制”(tenure track)改革,进行到了哪一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椒”(青年教师)开始反思“非升即走”的利与弊。对此,你如何看?

高松:“预聘—长聘制”,现在常被称为“非升即走”,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并未触及其实质和目的。实际上,“预聘—长聘制”的核心理念,是在提供充分资源保障的前提下,吸引和支持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评估周期内,独立而专注地发展新的学科与研究方向,成为这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2023年改革前,中山大学新引进的青年学者一般认定硕士生导师资格,改革后所有理工医科的青年学者,即使是预聘助理教授也可以担任博导。对所有新引进人才,学校都提供较高的科研启动经费,不少院系还提供配套支持。

和北大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中大的“预聘—长聘制”允许预聘助理教授在到岗的第2—4年,申请晋升预聘副教授,获得岗位等级和薪酬的提升。网上有评论说这是“两次‘非升即走’才能拿到长聘”,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制度设计,是为了给青年学者在预聘期内多一次晋升机会,坦率说,也是为了增强中大对顶尖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内高校为了吸引人才,在“预聘—长聘制”的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各种办法,有一些学校在预聘期直接给青年学者“教授”或“研究员”头衔,但是本质上还是处于“预聘”阶段,他们必须要通过届满(tenure)评估才能获得“长聘”职位。

我始终认为,对于“预聘—长聘制”而言,“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2023年,我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访问交流,该校全面实施“预聘—长聘制”已超过十年,新体系引进的教授已超过全体教授的1/4。校长托马斯·霍夫曼教授说起这个制度,还是很兴奋,说在该校预聘的青年学者里能留下获得长聘职位的人在80%左右,这个比例应该和北大差不多,也是中大未来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一条关于中大六年引进8000人的新闻,后来在青年人才中引发了热议。他们认为淘汰率太高了,而认为中大是在“割年轻博士的韭菜”。这背后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高松:据我所知,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6年引进8000多青年人才”是包括了学校6年内聘任的各个类型的所有人才,含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包括每年超过800名进站博士后)、实验技术员等各系列人员。

2015年,中大提出“进入国内大学第一方阵”的目标,启动“人才强校”战略,开始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大规模引进人才,实行“百人计划”,设置了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青年杰出人才和优秀学术骨干等四类岗位,他们绝大部分在考核期满后顺利留校。最初级的教师岗位是助理教授,这类岗位形式上接近“非升即走”。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预聘—长聘制”改革,与“百人计划”相比,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给新引进的预聘阶段青年学者提供的资源、条件和待遇更好。

另一类专职科研系列人员,包括博士后,来校后获聘特聘研究员或特聘副研究员。这类岗位是一种短期的流动性岗位,只有极少数人达到一定条件后能转为副教授。不过,按国际惯例,专职科研人员一般都是用项目资金来支持其研究,学校主要是提供平台;但中大当初是由学校来提供经费,支持他们研究。后来我们也认识到,这一模式不可持续。目前,这类专职科研人员在学校里已经很少了。

我们现在的人才引进逻辑是“在精不在多”,用有限的资源集中支持有潜力的青年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青年人才,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期许是要他们成为杰出的学者、科学家。2023年,学校开始全面推行“预聘—长聘制”改革,当年引进的159人,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占比达14.5%,高层次人才比例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