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的口有多大：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如果不考虑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参与并见证的过程可以不负责任，我和蒲慕明今天可以“和睦相处”。如果我为自己单位也分一杯羹，甚至可以“互相帮助”。事实上，在恰好二十年前的2004年11月，我和蒲慕明在同一杂志同声发表同类文章。二十年后，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脑计划，他开口多少钱，我记不清楚，但肯定不少。两位丝毫没有个人恩怨的科学家，从相同理念走到相反行为，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重读蒲慕明2004年11月文章《大科学 小科学》（蒲慕明 自然中国增刊，18-23页，2004）有感。

1

毫无个人恩怨

如果我们不出现行为上表现出来的理念差别，或者我们都还停留在二十年前一样的言行，恐怕蒲慕明最愿意交流的人之一是我。我也陈述事实：我的朋友多于蒲慕明，所以失去他，我很可惜，但没有断绝我的科学交流圈。失去我，冒昧地估计他可能失去了（低估）10%以上的、他在中国可以真正（而不是假惺惺的）学术交流的范围。‍‍‍‍我们对神经科学的判断、对神经科学家的判断、对科学史，有很多共同兴趣和相近标准、品味。我很珍惜这样的记忆：已经出现不同之后，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他和我聊了一个下午，再带我去晚饭。饭后还要和我继续聊，我实在没有时间了。虽然是我离开神经所，但依依不舍的心态也是我。‍‍我也不止一次体验，虽然我们好一阵不交流（可以说，是蒲慕明老师拒绝与我交流，他说过好几次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但有时也不够坚决），而一旦对表，发现对神经科学的人和事，判断几乎百分之百一样。‍‍当然，有蒲慕明老师更懂的方面，也有我自己更在行的方面，本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二十年前，我们都是标准版的美国教授类的白左，至少表面是这样。1995年，我和鲁白、梅林通过周光召先生，开始参与中国科学院的工作。1996年起按许智宏副院长安排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分子神经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吴建屏老师支持我们实验室，也开始在上海讲课。1998年左右，鲁白邀请和建议蒲慕明老师也到上海开实验室。蒲慕明老师决定提议新建“神经科学研究所”，我们五人共同签名，得到路甬祥院长、许智宏副院长、王贵海局长等支持。研究所几经曲折，但蒲慕明投入大量精力，吴建屏高风亮节让出脑所的空间、把脑所名义关了变成神经所。遇到周围不理解、误解、矛盾，大家出力。面对压力遇到有人集体闹事时我不躲闪而愿直接应对。

神经所初创的几年，内部也有各种矛盾，其中一小部分是我和鲁白、梅林参与努力化解。早期的教学，我们也都参与。等蒲慕明老师认为自己在中国工作的翅膀硬了，不仅吴建屏老师被后退，我和鲁白、梅林也都自动离开，做各种其他事情。蒲慕明任所长二十年，并继续实际掌控。但科学院在十年左右对他就失望了，曾经问过我找替代他的人。我建议是蒲先生的妻子，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因为其他人既无法接任，也不愿接。我后来告诉蒲慕明，他也笑起来了。果然十年后的今天还难找，找学生接？不仅很多离开的研究员集体写信给院领导，而且科学院寄希望他组织帮助带领全院分布的神经科学（在生物物理所、遗传发育所、昆明动物所等都有一些神经科学及其相关的），蒲慕明表现不仅不支持而且为难。最出名的是神经所管一个全院的脑先导专项，要求其他所的研究员48还是72小时内提交申请，气的几个所长到院领导那里告状。等到国家脑计划酝酿期，科学院不提名蒲慕明加入专家委员会。是我知道之后专门联系科技部两层领导说明他虽然做领导会独断专行、但做委员很好。我把意见截屏给蒲慕明，他回复“我同意”（英文）。科技部后来让他进委员会的主要推动应该是我。但科技部让他领头就不顾我已经提醒这是有问题的。我能想到的第一次矛盾，是蒲慕明造成的。蒲慕明的神经所，因为他与研究人员的矛盾，估计创造了蒲慕明和我本人见过的中外研究员离开率最高的奇迹。离开神经所最快的是罗敏敏，好像不到半年就受不了蒲慕明。罗敏敏联系我，要我联系王晓东，希望转到刚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很自然，我应该帮助化解，既少了罗敏敏的不高兴，也少了蒲慕明的一个矛盾。但蒲慕明在这个过程中，英文电子邮件罗敏敏、同时抄送我和晓东，里面用了脏字。我回复大家：这样不好。我也劝他不要因为有人离开就失态。蒲慕明质问我：你教我怎么做所长？！现在想想，其实就是教他，虽然他大我十几岁，但恐怕做所长就一直有问题，只是他不能自省、更不觉得自己应该学习。

以后，有一次他和学生发表一篇Cell文章，我在神经所午饭时说这篇文章不行。传说他得知后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奇怪了，他以前可经常号称应该学术批评。当时奇怪，批评的对象就不能是他的文章？现在知道只能批评其他人。‍‍‍‍有一个学生，在我的神经所那时的实验室做过研究轮转，我给他一个课题，也类似我当年给上海生科院研究生的考题。他后来离开我实验室去了蒲慕明实验室做研究生论文。他毕业发了一篇Cell，我一看，这是在我实验室的课题及其延伸，用的主要工具也是我在美国实验室的专长、我带到上海实验室的Slit基因。我对此稍微皱了眉头，但没对蒲慕明抱怨，你的学生用我实验室的东西、你的学生在我实验室做过轮转，遇到这种问题至少应该问问我。多少年后，我和他在电子邮件里面争论，我才提起这件事。这不是大事，我并不在乎这篇文章，估计他也不需要这篇文章，所以也没有个人恩怨。但作为领导，应该注意这种问题，尽可能避免发生，要不然研究所不容易管理，大家容易出现矛盾。‍‍实际上，蒲慕明之前还有学生听了我的另外一个研究之后做类似项目，而且文章是我审稿，蒲慕明也告诉学生他看出来是我审稿。我本身不在乎这种事情。我在国外时，还觉得国内学生这样，我就算帮忙吧，不会去说他们。这两个学生就从来没被我批评过。我认为这种事情应该作为老师的蒲慕明教他们。我回国之前，告诉了蒲慕明我决定回北大。他很正常地回复。我到北大不久，就请他来北大学术报告，但他拒绝。我当时不理解，我幼稚的认为大家希望更多人回国工作。这种幼稚，与实际情况相反，虽然我万万想不到蒲慕明会不高兴其他人回国工作。他当时的秘书，后来的副所长书记，很快就大肆抨击北生所。我当时认为只是没读过大学的她、又是上海人，狭隘而不懂大局。现在我怀疑，对其他单位的不满恐怕不是源自她个人。‍‍‍‍所以，最多是蒲慕明及其单位有些人不满其他单位，但没有蒲慕明与我个人之间恩怨。而单位之间也从来没有直接竞争过任何东西。2018年我参与建立北京脑研究所的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国内成员只有一位，就是我坚持请的蒲慕明，至今还是。他也每年都参加我们的顾问会议，我们非常乐意听他的意见和建议。1999年，我在美国的实验室与西海岸两个外国人的实验室竞争。其中一位大我十几岁的人CSG发难，另外一位（后来任斯坦福校长的那位MTL）也加入。说我实验室是听他们研究后才开始研究的。这种笑话（新的小的实验室竞争大实验室）只有一些恐惧狂或竞争狂才有。我最后通过找到我实验室很早的一张订货的单子，他们接受其确实证明我们开始这一项目必定早于他们。在争论过程中，我找过人帮忙。最后发现，只有美国人有理直气壮的。有位美国教授，专门找到MTL教训他不要这样。我也找过蒲慕明，因为他与那位年龄更大的CSG在一个学校。我不清楚蒲慕明是否敢对付那人，但我心里还是感谢的，无论是帮忙了，还是安慰我几句。CSG当年如日中天，后来对科学兴趣不知道怎么就没了，离开科学界。我对蒲慕明的优缺点，从来区别对待。近年，原斯坦福大学校长（MTL）因为校报学生的批评，被迫下台。他涉及的学术不端，是其博士后造成的。而其中两篇文章，蒲慕明以及蒲实验室两位不同的博士后也是作者。因为蒲慕明早就惹恼了很多华人神经科学家，他们纷纷起来要揭发批评蒲慕明。我当即回应他们，并公开发表文章，说明我应该知情，那时我们都是一个小领域，应该是蒲慕明实验室教了MTL实验室一个技术，文章的资料不是蒲慕明实验室的，所以蒲慕明没有问题。我发表后，蒲慕明私下还谢了我。这时，已经是我公开批评他之后、他不理我之后。不过，这件事情我不一定准确。可能有一篇是我说的情况，另外一篇据蒲慕明以前实验室的人说，可能还不能说蒲的某位博士后肯定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蒲慕明本人没有学术不端。这里也说明一下，很多神经科学家在我之前讨厌蒲慕明，当时我尽可能捍卫他。等到我反感之后，因为涉及国家经费的大事，我公开批评，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背后议论。现在很多人误解好像我是对他意见最多的。其实不是，我只是对其涉及大事的意见最公开。

2‍

理念类似 

2004年，蒲慕明和我同时在《自然 中国增刊II》发表文章。我的文章共同作者是鲁白和邹承鲁。鲁白当时是科技部海外顾问之一，因为这篇文章，科技部不仅不让他履行顾问职责，而且干脆就废了所有十位顾问。

邹承鲁本来不是作者，而是蒲慕明。但蒲到了后来坦诚自己担心被部委报复而不敢做作者，并且就此表示歉意。

我当然就找其他人。邹承鲁先生二话不说就成了第三作者。他没告诉我们，当时他是国家最高科学奖候选人之一，进入了最后一轮。邹承鲁先生失去获奖的原因，恐怕一部分（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因为他做了这篇文章的作者。

但是，蒲慕明另写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倡小科学、反对大科学：“蒲慕明认为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

在理念上，我们是一致的，只是我和鲁白、邹承鲁的文章涉及的问题大一些（实际上前几年某部委就按大部分与此方案一致的改了，当然不能说是因为二十年前的文章），蒲慕明涉及的问题小一些，有些争议也没关系，至少蒲慕明自己也觉得安全一些。

（这里有个笑话。蒲慕明在国内不敢成为我们文章的作者。但这期刊物被限制发行后，他在国外对一些外国科学家和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说自己的文章被中国封了，而他明明知道哪篇文章有危险。这种在中国胆小怕事，在外国做英雄，也是令人跌破眼镜）。‍‍‍

不仅2004年我们理念一致，2010年其实还是一样的。

2010年，一公和我在《科学》上发表评论，批评中国科研管理的文化问题（拉关系），里面既没有点名单位，也没有点名个人，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批评。海内外华人科学家都知道这是事实，所以不是什么奇特观点，我们公开写了而已。有个部委自己对号入座，反击我们，很自然。但是，蒲慕明居然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科学》（当时的主编，我们都认识）。但第二天又收回了。然后，以答记者问的模式，在中国刊登了中文版。估计他当时想不到主编会告诉我们，其实人家看出其虚伪。

他的中文批评我们“以偏概全的失实说法”、“短视而且有偏见”。但他自己又说“我们确实存在大量的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太多的资源投给少数几个精英实验室；太多的昂贵的高端仪器没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资源注入低水平的没有什么产出的实验室”。也就是说，他当时对中国科学经费管理的批评，并不少于我们，只是讨厌由我们说。只要我们说什么，他似乎就觉得出了风头，受不了。其实，他要做英雄，很容易，他有的是渠道可以写文章。

值得记录的是，2010年的蒲慕明认为：“应把对一些大项目的资助转变为以资助许多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小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应该不仅增加资助项目的数量，而且在资助的强度上也应大幅度地增强。经费资助中最常见的浪费现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学家对资源的贪得无厌，对这些少数精英实验室大幅度地增强支持力度，其边际效应肯定是不明显的，而这些资源更应该分配给那些有潜力（虽然还没有出成果）的实验室”。

‍‍‍‍‍‍‍‍‍‍2010年蒲慕明最有趣的观点是：“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见：蒲慕明点评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科学新闻 2010）。现在读起来，好像就是预计他自己在脑计划的言行。

在理念上，其实到今天我也不相信真有差别。只是遇到与他相关的人和事，标准就变了。可以打赌，我和蒲慕明对蒲慕明的判断，也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好像只是他忍不住，也就是做不到他自己提倡的“自律”。

3‍

狮子的口

如果某部委工作严谨，应该有准确的数字。我现在的记忆可能难以准确。我能记得的，是第一次蒲慕明在脑计划专家组提出的猴脑的经费。如果我没有算错，他第一次提的是125亿。脑计划整体十年经费是300还是600亿（这一数字应该有确切的，但我现在不记得）。我当时记得蒲慕明是每年有五个猴脑项目，每一个项目滚动五年，好像每年再开始五个。但以上也可能有误。我在会场看到他的材料（事先没有、事后也没有），匆匆忙忙计算了一下。如果不是125亿，估计就是25亿。但比较肯定的是大于5亿。‍‍‍‍‍‍‍‍‍‍‍‍‍‍‍‍‍‍‍‍‍25亿的可能性也不小。因为，有蒲慕明带头，就有其他人学样。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个其他人领衔的项目是17亿。由此推测，17亿应该是小于蒲慕明推的猴脑经费，因为没人敢胆大包天还高于蒲慕明。如果这样，那么25亿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无论是25亿、还是5亿，都不对，都太多。5亿人民币是7-8千万美元。美国迄今没给过猴脑这么多经费。欧洲也没有。为什么中国这么有钱？估计目前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的富裕程度的中国人还不很多（有关猴脑研究的几个方面，已经在前面一篇文章具体评论）。‍‍‍‍‍‍‍‍‍‍‍‍‍当时，因为蒲慕明滚动五个项目，我提出每一个单位应该限制只有一个项目。专家组大多数投票限制2个项目。他们的算盘是：其他单位一个，让蒲慕明一个单位2个。果然，蒲慕明就两个，其他大多数专家组成员给自己单位一个。他们都有理由可以指着蒲慕明说“他上梁不正，我们下梁就可以歪”、“州官既然放了火，我们就可以点灯”。只有很少的专家没有这样做。

4‍‍

何德何能 

蒲慕明在公开文章中说的“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我非常同意。但是，蒲慕明让李澄宇做猴脑，包括测序。李澄宇没做过猴、没做过测序、实际不懂分子生物学。其专长是小鼠的电生理。我们不谈李澄宇二十多年前为什么无能出国读博士。我们只比较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的北大部分。‍‍李澄宇领导的经费，相当于CLS北大部分全体研究员的经费，至少是一个数量级（不排除可能更多，因为蒲慕明除了给李澄宇脑计划的经费，还安排他到临港实验室，据说是带领一百多人的猴脑研究团队）。北大CLS现有103个实验室，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七位中国院士、七十多位杰青/长江。‍‍‍‍‍‍‍李澄宇何德何能，他超过这些人？CLS不仅有头衔，而且有分子生物学可以做李澄宇学术爷爷的科学家、测序可以做李澄宇学术父亲的科学家、猴脑研究可以做李澄宇伯父/大哥的科学家。在这些领域，他们任何一位都不弱于李澄宇。在CLS这些专家集体的学术能力和成就面前，说李澄宇的学术能力是螳臂与大车的关系，恐怕螳臂不同意？如果不看他用钱堆出来文章，只看他以前独立做的、没有给公司付费的文章，一般人（不用专家）恐怕都可以推测他无法在北大获得终身教职。显然，蒲慕明这样安排是不符合他口头提倡的“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而蒲慕明限制批评是违反他提倡的“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临港实验室的目标是新药。用大批人马做猴脑，对发明新药的贡献，如果说九牛一毛，恐怕是诬陷牛毛了。临港被评为C，恐怕蒲慕明这种安排难逃干系。蒲慕明和李澄宇都应该为此负责。蒲慕明离开后，李澄宇也应该识趣地离开，避免继续耽误临港实验室从事其主业。打个赌，如果李不离开临港，临港成功的可能性接近于0。有句古话：“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

5‍‍

莫要可惜 

我到现在还认为，蒲慕明良心未泯，只是在利益面前难以把握自己。‍‍我猜想，蒲慕明不仅同意我以前写的观点，也同意这一篇，而且希望自己能够抑制自己。我不相信蒲慕明能够在他自己不相信的情况下，发表如何为人、如何做科学、大科学有什么危险等等方面的长篇大论。而是他确实认同这些言论，只是难以自己践行。‍‍‍‍我希望有一天，蒲慕明不被迷惑，早点回归自己的本质。要不然，就太可惜了。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影响一个研究所，半个国家实验室，影响全中国的脑科学界（如果没有上万、也有好多千的人），也影响中国生命科学界、甚至中国科学界。‍显然不用猜测也知道，教育学生是蒲慕明的一个理想。最好的教育，当然是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如果言论和行动不一致的时候，更是考验。

附录1：2004年11月蒲慕明的心声

《自然》的中国之声：慎言“大科学”

《科学时报》 2004年11月19日

在《自然》杂志中文版特别增刊《中国之声Ⅱ》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大科学”和“小科学”的利弊。 

他说，现在西方和东方都在刮“大科学”之风，大量的研究经费投入到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计划上。中国的“大科学”方式正好符合了中国一向以“由上而下”方式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的习惯，部分决策者也认为“大科学”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不少科学家都在忙着撰写经费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项目申请书”。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当中。 

“大科学”的功与过

    蒲慕明将“大科学”定义为由少数政治或科学领导人物，以“由上而下”方式组织起来、需要大量科研经费、包含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计划。“小科学”则是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抗癌战争”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科学”项目。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抗癌战争”的大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但在30多年后的今天，癌症仍然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 

    与“抗癌战争”相比，人类基因组计划则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因为基因组计划是以技术为主，它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有助于许多实验室进行科研的新信息，而不是直接解决了科学问题。 

    蒲慕明认为，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征：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第二，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第三，启动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值得政府支持的大科学项目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求，还应通过科学家们的组织与评估。 

“小科学”的重要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未来生命科学的进展将主要依靠对生物问题的大规模攻关，甚至还认为由假设推动的研究已经结束，只要用高通量的技术得到所有信息，各种信息都会对号入座，所有难题也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都是由个别科学家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如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等主要技术的发展。 

    科学是不易预测的。小实验室可使科学工作者更有效地交流，更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想、开展创新性的实验，解决理论和技术上的难题；而当一大群科学家参与一个大项目时，这些都将消失殆尽。更为重要的是，小实验室还提供了培养年轻科学家所需要的导师与学生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达到彼得·梅达沃所说的“探索解决问题的艺术。”     蒲慕明说，“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环境。他建议更多的资源应该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以用来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 

“大科学”的风险

    中国最近出现的“大科学”热潮引起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关注。蒲慕明认为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保证在特定领域内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使用的巨额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的萎缩，对整个科学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大科学计划常常强调生物技术大型平台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在开发尖端技术方面中国需要有自己强大的基础生物学实验室，否则只能靠巨额经费购买国外现成的平台；而且，也应该在有许多实验室能够共享使用这些技术平台时才大量引进，否则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令人痛心的是，部分中国科学家认为，既然政府愿意投资，大量的研究经费不用白不用。 

    一个简单的经济账可以说明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在年预算约为20亿元人民币，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学领域，而一项正在拟议中的中长期科研规划的巨型项目，预算可能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即使这一项目资助延续15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每年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蒲慕明说，从整个国家现在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投入来看，在此刻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少数大项目中是不合理的。 

基础科学尚乏应有重视

    中国的科学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将科学和技术看作是一回事，用同一种方式来策划、管理科学计划与工程计划。以生物医学为例，针对疾病的项目被认为只要动员科学家用完善的策略，去直接解决相关问题就能实现目标，然而，认识正常生物现象、病态的规律和开发治疗疾病的手段是有着明确区别的。 

    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说过：“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科学的发现必须靠政府的支持，但是科研进展的方向和内容是很难计划的。但是，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所设定的20个专题中，只有一个是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基础科学缺乏应有的重视。 

    部分政府高级顾问认为，既然中国的基础科学落后于西方很多，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又那么困难，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应该将资源集中到应用科学和与发展社会需求有关的技术上，基础科学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     蒲慕明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短视和误导，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瓶颈是基础科学的薄弱。在一个日益讲求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时代，与发达国家共享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是极为昂贵和低效的，当中国正在一步步进入“小康”社会时，科学不应该只被功利性地看作技术和社会福利的工具；科学文化要生根结果，基础科学研究可提供最富饶的土壤，小型科学实验室可提供最适宜的环境。(王丹红)

科研切忌厚“大”薄“小” 蒲慕明教授通过亲身经历谈“大”与“小”的利弊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8日07:50 东方网-文汇报

文/本报记者任荃张咏晴　　  

 一边是少则几亿、动辄几十亿的巨额资金“不假思索”地流向一个又一个“大科学”计划；另一边则是一批因科学家兴趣使然的“小科学”步履维艰。如此鲜明的对比，难道仅仅是“大科学”之风“西学东渐”的结果吗？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在英国《自然》周刊于今天出版的第二本中文增刊《中国之声Ⅱ》上撰文指出：在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的中国，这种厚“大”薄“小”的“流行趋势”如果一味被放大，它将成为贻害民族科学命运的危险倾向。

“大”与“小”的区分

　　    科学研究怎样区分“大”与“小”？除了经费投入、参与人数等规模上的差别，蒲慕明将项目来源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前者大多由政府组织而成，后者则因个别科学家自发而生。就这一点看来，蒲慕明认为，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追根溯源，“大科学”的出现最早是因为某些项目需要大量资源和众多科研人员参与，并在良好的协调管理下才能得以完成。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抗癌战争”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癌症仍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症。在这期间，癌症研究的确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但它们主要应归功于一些个别科研人员所推动的“小科学”研究。

“小科学”的价值

　　    有人说，“小科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此，蒲慕明却不以为然。他对30多年前自己与科研的第一次接触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几百人参与的“大科学”项目，没有人告诉他计划的细节，唯有对整体概况的模糊认识。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宏大项目，在一个“可以和导师并肩作战”的小实验室找到了自己对科学的热忱与动力。

　　    借助这段亲身经历，蒲慕明试图让人们感知“小科学”的魅力与价值。在生命科学领域，无论是DNA双螺旋结构的解析，还是致癌基因的发现，无一例外地是由“小科学”研究所完成。更重要的是，“小科学”的运作方式使得科学家之间，以及学生和导师之间的交流更有效。它更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路，开展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教给他们以研究的风格与品位。

“大科学”的危险

　　    正如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创始人马克斯·佩鲁茨所说：“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蒲慕明援引这位科学大师的至理名言，对正在中国兴起的“大科学”热潮“泼”了瓢冷水：“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也许是民族自尊心驱使了‘大科学’项目的仓促上马。但大项目本身有风险，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正确评估在特定领域内是否有足够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与此同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吸取的大量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计划资源的严重萎缩。为此，蒲慕明给大家算了笔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目前的年预算额约为20亿元，其中1/5投向生命科学；而一项拟订中的巨型项目可能获得上百亿元的资助，即使这一投入延盖15年，每年的投资力度也将大于基金委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科学家认为，既然政府愿意投资，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拿白不拿。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国外科学家对中国研究机构目前拥有的最新仪器印象深刻，但很少对这些仪器的有效使用表示赞赏。

附录2：2010年12月蒲慕明的言论

蒲慕明点评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2010年12月08日 《科学新闻》

作为一位在国内工作多年的外籍科学家，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点评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社论，并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

时隔两月，科技部新闻发言人终于就美国《科学》杂志刊登施一公、饶毅社论一事作出答复，认为文中所涉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符。这一回应于11月8日在科技部网站刊出。

事情起因于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名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直接“炮轰”当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的作者是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杰出“海归”院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随后，《科学新闻》采访了国内众多院士和知名教授，对中国科研的现状进行探讨，并以《撬动中国科技潜规则》一文刊发，引起科技界密切关注。

对于施、饶的社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并不完全赞同。他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指出，除了经费申请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外，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也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需要克服的重要问题。

蒲慕明1999年起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也是中科院60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

中国科学的核心病症

“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

科学新闻：关于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所描述的中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经费分配的现状，你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蒲慕明：基于我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科研机构工作的经验，他们把中国目前的科研体制文化归结为“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三句话，这是以偏概全的失实说法。在当前科技界的许多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很多高质量的、有创新性的科研工作。虽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核心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经费的申请体制和通过“拉关系”来主导分配的现象。这是一种短视而且有偏见的看法。

同时我认为，两位来自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年轻领军人物，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用夸大失实、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评价有关中国科学的现状，这是极其不恰当的。

我希望他们所描绘的“灰暗”的中国科学现状不会影响中国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回国或继续留在国内工作的决心。

科学新闻：目前中国经费申请体制是否存在不公正？“拉关系”对中国科学家的生存是否是必需的？

蒲慕明：首先，圈内的每个人都同意：虽然近几年有关经费分配的改进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速度缓慢，需进一步完善。

我们确实存在大量的资源被浪费的情况：太多的资源投给少数几个精英实验室；太多的昂贵的高端仪器没有被很好的使用；太多的资源注入低水平的没有什么产出的实验室。另一方面，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与此相反，我知道很多水平相当的科学家在美国却没有得到资助。让我们一起环顾一下目前在中国所有的科研单位里成功的年轻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不管是国内成长的还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的成功难道都是靠他们与一些重要科学家或官员“拉关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中国，现在经费分配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所谓精英实验室得到的经费，与发展比较慢的科研机构或知名度较低的科研人员得到的经费之间的巨大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应把对一些大项目的资助转变为以资助许多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的小项目（类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应该不仅增加资助项目的数量，而且在资助的强度上也应大幅度地增强。经费资助中最常见的浪费现象是有些成功的科学家对资源的贪得无厌，对这些少数精英实验室大幅度地增强支持力度，其边际效应肯定是不明显的，而这些资源更应该分配给那些有潜力（虽然还没有出成果）的实验室。

“大”与“小”的权衡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大量资源只能是被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实验室，结果显而易见，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

科学新闻：那你认为，“973”“863”及其他“专项”等大项目是浪费资源吗？

蒲慕明：自上而下地组织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大量资源只能是被倾注到非常少的高水平的实验室，结果显而易见，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众所周知的几个在研大项目（特别是在应用生物医学领域），在财政年度快结束时从上而下地匆忙启动，浪费了资源，效果很差。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一些领导人在尚未建立一个严格的、公平的资助体系，尚未培养出足够的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的前提下，心急地认为靠巨额投资就可以快速地、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科技发展。

关于自上而下的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大科学”和自下而上的科学家自主探索为主的“小科学”的利弊，几年前我曾发表过看法。简单来说，我认为当目标非常明确，而且根据这个领域的发展，专家们普遍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时候，组织大项目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最好的例子如人类基因组测序、建设粒子加速器，以及一些需要大量科技人员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新技术开发的项目等。然而，想要在那些具体目标尚不清晰、研究范式和实验方法仍需要发展、发现仍不可预测的科学前沿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许多小型实验室，由导师与少数学生和工作人员共同尝试不同的、可能有些冒险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很多“973”和“863”项目并不符合真正意义上所说的目标明确的大项目，而是资助一组小型实验室做小科学。“973”和“863”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需要更好地控制项目的参与者，以确保研究队伍的质量；项目的审查、延续应该有更严格的监管；项目中各课题之间的交流、合作急待增强。

科学新闻：大项目运行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蒲慕明：要使这些大项目运行成功，我想强调的是：关键在是否能够真正合作。我感到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生物学家在建立真正合作这方面还急需提高。科研合作并不只是实验材料、技术的交换，而是需要大家在一起，对解决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进行智慧交融，以期产生火花。这包括一起设计实验、发展新的技术和方法，以及在解析新发现时，认真、严谨地交换学术意见，而把名誉、文章排名的先后次序等都扔在一旁。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实验室与国际同行相比没有什么竞争力。如果想要在国际同行中具有领先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他科研人员建立独特、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有了足够的经费和有效的机制来促进实验室之间的真正合作，这些大项目应该能够实现预期的高目标，至少不亚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生化学家合成胰岛素的目标。

科学家当自律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及项目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科学新闻：你认为应如何更好地制定大项目指南以及组织和管理大项目？

蒲慕明：对于制定组织大项目的指南，目前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等相关机构主要是依靠相关领域的领军科学家，通常是院士及其他资深的科学家。鉴于各个研究领域中有经验、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匮乏，现在的做法是合理的。这些科学家制定的指南是否会有利于他们自己或者个人青睐的实验室，这完全取决于这些科学家们的自律和道德，这是任何经费分配体制要运行好的最基本要求。除了这些领域内公认的领军科学家外，还有谁可以起草这些指南呢？那些在中国尚未积累足够经验、还未在国内有成就的新海归吗？

事实与施一公和饶毅所描述的相反。我发现生命科学领域大项目的指南通常都非常好。这些指南都是领军科学家经过广泛地、深思熟虑地讨论。最近生命科学的大项目“蛋白质科学”将在未来十年稳定资助大量的生物学家，研究蛋白质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和功能。

在大项目的执行和评审过程中，科技部、基金委早就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以及严格的验收方案，包括项目评审过程中的保密制度。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参加这些项目评审的科学家缺乏“自律”而造成的。我不知道过去有多少这些大项目的审评专家在参加评审会之前，认真看了这些项目的申请书和进展报告等，并且会前就认真起草好了评审意见（还记得陈进汉芯片造假事件吗）。事实上，现在评审私下惯用的操作方法是，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很快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如果我们科学家自己不认真、严谨地做好评审工作，那国家相关部门又怎能控制这些项目执行的质量呢？

科学新闻：当下中国，怎样才能尽快地让科学家形成自律？

蒲慕明：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认为他们应该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是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为了改变不公正，我们除了抱怨之外，有没有为改变社会的不公正做点什么？我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甚至制造了）这些不公平？我注意到有很多已经得到非常好资助的年轻科学家并不满意，因为其他“不怎么样”的科学家获得了更好的资助。很多科学家非常清晰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就是“不能”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一件学术不端事件，一位研究人员被发现好几篇学术论文中有伪造数据的不端行为（包括他在国外做博士后期间完成的论文），这一事实被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的编辑指出，并被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完全证实。令人震惊的是，今年他申请的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居然通过了由国内外（海外华人科学家占1/3至1/2）同行组成的专家评审，其中包括不少知道这件学术不端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专家。更为令人费解的是，就在他以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公布其不端行为后的几个月，中国一个学会居然邀请他主持该学会年会的一个报告会，而会议上却没有一个同行提出抗议。当我们中间有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科学的声誉时，中国科学家站起来捍卫真理的道德标准和勇气哪里去了？

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有一点我同意施一公、饶毅的观点：评审中保密的重要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家自己缺乏自律（包括很多新海归），他们对于我们现在名存实亡的保密制度有相当大的责任。如果我们想要使经费分配制度运行良好，我们必须停止告诉别人谁在审评会上讲了什么；停止给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或公关；停止询问专家的名字或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你在评审项目时认真地自己撰写评审报告。当你的账户上已有用不完的经费时，不要再继续申请经费。

科学新闻：说到海归科学家也会缺乏自律，那你对国家重金支持的“****”如何评价？

蒲慕明：在我看来，这个动机良好的吸引国外人才的计划目前正深陷危机。这个计划的指导方针有严重问题，计划执行中有许多弊端。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早纠正，这个计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恐怕会弊大于利。这些问题在任何引进“千人”的单位都是众所周知，我只是概况地总结一下：

第一，在回归者和国内科学家之间年薪和其他待遇的巨大差距，将严重冲击我们许多科研单位已经建立的以业绩为准的分配体系。“****”入选者除了获得巨额的启动费以及享受安置和住房补贴、税收、医疗保健、配偶及子女补贴等许多额外的特权外，还能获得相当于国内同等水平科学家的五倍以上的工资（年收入）。过去我所工作过的五所美国大学，绝大多数著名的生物学教授的收入至多相当于其他教授的两倍左右（除非他参与了额外的临床工作）。在“****”入选者还未在国内有任何科研产出之前，国家就提供比那些可能已经做出相等甚至更好成就的国内同行高出四五倍的工资福利，这是许多国内同行难以接受的不合理政策。

第二，对于回国工作，“****”入选者经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如他可以马上领导很多国内科研人员着手研究他们喜欢的科学问题，并将得到政府部门的长期稳定支持。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与国内科研人员有效地合作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才能得以实现，而持续不断的经费支持有赖于在中国的科研产出。

第三，“****”应该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这种以“数”为导向的策略已经导致招聘了许多不够格的入选者。该计划号称已招聘到800多位在美国相当于正教授的入选者回国。然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全职回来。

第四，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入选者和那些在国内发展事业的科学家之间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差距，将导致年轻有为的人才继续大批的外流；并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尽可能地呆在国外，一直等到他们能得到类似“****”这样的“特殊（特权）待遇”时才回国。

科学新闻：你认为新海归对科学文化的建设是否会有贡献？

 蒲慕明：现代科学在中国历史很短，而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down-to-earth）的努力：新海归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要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严谨的、求实的、以及对于造假行为的严肃处理，任何经费分配制度都将无法正常运行。那些刚回来的、已经在国外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在自己实验室积极努力地工作，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平做出贡献；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建立一种重视科研质量、严谨的、有创新性的科学文化。在他们参与的学术评审中树立客观公正的、严谨的、有批评态度的好榜样。当他们自己的科研蓬勃发展、并通过有效交流而影响了自己周围的同事时，这些回国者中的一部分人将最终成为中国科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

饶毅 施一公

关于中国科技界的评论文章，我们写过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国内主要刊物。自从我们在《科学》发表《中国的研究文化》一文后，引起的多方面反响出乎意料。其内容并不新颖，为参与中国科学的人所熟知。该文引起如此反响，说明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都关注科学体制和文化的问题。关注是改善的前提，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在公开讨论的过程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出现不同的声音更表明这是一种健康的、多元化的讨论，更有利于中国科技界的健康发展。

蒲慕明先生在《科学新闻》访谈中提到我们的文章。对于我们在社论中描述的问题是否“夸大失实、耸人听闻”，中国的科研人员自有判断。我们因为对于中国有信心，所以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但一篇字数受到限制的短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感谢蒲先生在访谈中为我们短文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更多资料。

蒲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我们支持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且我们以为这与改善体制与文化并没有矛盾。

蒲先生提倡中国科研人员“自律”，我们非常支持。但应该以约束个人为重，还是以改善体制为重，有商榷的余地。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既是教育和精神鼓励的必要补充，也是在一定阶段的必要手段。我们对中国科学水平的提高有信心，甚至相信在短时期内，提高水平比改变体制和文化还要容易一些。真正改善科技体制和科研文化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更可以发挥长时程的作用。我们希望关心中国科学的人们协同努力，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

2004年原件：